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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2013-06-20 08:42:18 
   第一编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以及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中国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革命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并带领全国人民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

  此前已经解放的济南,虽在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前线、安定人民生活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接管其他大中城市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但处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蓄意破坏新生政权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受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和连年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农村经济萧条,城市工业千疮百孔,大批工人和手工业者失业;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还没有彻底打破,社会主义建设尚需一个长期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党组织一方面围绕进一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健全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方面围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准备。1953年到1956年,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区在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恢复

  1949年,随着即将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如何建好这个国家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实施《共同纲领》,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与全国一样,辖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人民,积极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新生民主政权,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全面投入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之中。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槐荫的早期活动

  槐荫区是济南共产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济南工人运动的发起地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辖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的工人就同全市人民一道,为了捍卫国家尊严和山东主权,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和大罢工,严正抗议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与反动当局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并迅速成长为济南工人运动的主力军。油漆工人李广义还与王尽美同时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发起创建了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他们在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先后多次到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6月上旬,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帮助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这是山东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

  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他们不仅带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特大喜讯,也带回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和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回到济南后,王尽美、邓恩铭在继续组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之中。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执行部在北京成立,罗章龙任主任。1922年3月,罗章龙来到济南,与王尽美、王荷波等人到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开展工人运动,并发展李广义成为该厂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2年6月18日,在王尽美、王荷波等人的帮助下,李广义、薛文英联络数百名工运积极分子,推举各部代表,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中大槐树北街59号(增盛东酱菜园)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时称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

  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工人举行了首次大罢工并取得胜利。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济南工人的斗志,并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组建“济南工友读书会”,发表宣言,制定公约,组织劳动教育立法运动,多次围绕维护工人权益举行大罢工。同时,他们选派代表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全国劳动大会,多次联络附近工厂举行声援粤汉铁路工人、京汉铁路工人、济南理发业工人等大罢工。

  1925年3月,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辖区第一个党支部——直属于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在中大槐树北街59号成立,李广义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济南机厂领导的工人运动更加活跃。他们以津浦铁路济南机厂为中心,发动联络津浦铁路工人,连续发动了声讨“五卅惨案”暴行、索取欠薪、抵制制造装甲车等大罢工和南京请愿活动。

  1926年3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随后,中共济南市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宋伯行来到闫千户村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此建立了济南的第一个乡村党支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大革命惨遭失败。5月2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等大批党组织遭到破坏。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寻衅挑起事端,肆意捕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共产党员李广义带领工人成立救护队,抢救伤员,运送受伤的中国军民,开展了坚决的反日斗争。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军阀张宗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再到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中共济南各级地方组织陷入了奉系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三面夹击之中,白色恐怖笼罩在济南上空,辖区党员活动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工作委员会在西郊地区组织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组织了宋庄焚烧日寇战车、夜袭古城据点等行动;在北大槐树和纬十路地区开展发展党员、收集情报等抗日活动,建立了中共北大槐树支部。1940年11月,中共韩家道口支部成立,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中共清河区委派遣孙省三、宗泽到济南铁路工厂领导开展抗日斗争,成立了由宗泽任书记的中共济南铁路工厂支部。1943年,济南铁路工厂两个党小组与金牛汽车修理厂党小组、地方党小组联合成立党支部,宗泽任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渤海地委选派马进、刘忠庆来到济南,在辖区中大槐树二合里、纬十一路永合里建立秘密联络点,宣传进步思想,秘密发展党员,收集、传递情报,培养壮大党的力量。1946年2月,马进在中大槐树北街二合里建立地下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为迎接济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济南解放后,辖区积极推进民主建政,迅速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立工作,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战后恢复,镇压反革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建立区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9月25日,经中共华东局报经中央批准,解放后的济南称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特别市,宣布成立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和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济南警备司令部,并将济南市划分为11个行政区。槐荫区在当时分属济南特别市第七区全部、第十区大部以及第六区、第九区部分街道。9月29日,中共济南特别市十区区委、区政府在段店成立,张勉任区委书记,马健任区长。10月5日,中共济南特别市七区区委、区政府和区警备司令部成立,张扬任区委书记,曹冠五任区长,区委委员陈金任、郑绍贤分别任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区机关驻地设在经五路纬七路。同时,根据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指示,区委统一设立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区政府统一设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税务稽征所。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在辖区宣告成立。

  济南解放初期,由于支援前线作战的任务繁重,干部流动性较大,区级党组织领导人员变动频繁。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按照上级指示,各区大批党员干部随军南下,七区组织、宣传、民运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调离。1949年3月,市委对各区区委、区政府进行调整,曹冠五调离七区任八区区委书记,马子明任七区区长;陈岩生调任十区区委书记。1949年6月,济南特别市改称济南市,中共济南特别市七区、十区分区委分别改称中共济南市七区、十区分区委,七区、十区区政府改称济南市七区、十区区公所。7月,李钟余调任十区区长。9月,七区区委书记张扬调市委党训班工作,区长马子明兼任区委书记。同月,夏鏱鑑任十区区委书记。11月,七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马子明调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副区长袁磊代理区委书记、区长。1950年6月,根据市委指示,李钟余任十区区委书记。

  1951年1月,济南市调整市区区划,以原七区区域为主,并入六区、九区、十区部分街道,改称六区。辖区区域范围扩大到东起纬六路、西至津浦铁路、南至刘长山、北至万盛街,人口增加到77400人。同时市委任命鲁岐山为六区区委书记,袁磊主持区公所工作。7月,区委组织、宣传部门改称组织科和宣传科。8月11日,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区公所复称区政府,鲁岐山兼任区长。

  1952年8月,鲁岐山调任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桂岩接任六区区委书记、区长。同年12月,根据市委指示,区委领导职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和副书记,范玲调任区委第一书记,李桂岩改任第二书记。同月,区委增设工业科,负责区属工厂企业党的工作;区政府增设民政调解股,负责调解处理民事纠纷。

  二、开展战后恢复工作

  (一)恢复社会秩序

  济南解放之初,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争,大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乞丐游民白天流浪,夜间偷摸强抢,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群众安全。由于辖区距离火车站较近,经三路纬八路又是解放前贩吸毒、卖淫嫖娼和赌博场所最集中的地区,人员构成复杂,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

  1948年9月23日,数千名接管人员紧随攻城部队进城,代表人民对济南这座古城进行接管。25日,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布《约法七章》,向市民公布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按照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指示,负责接管七区、十区的接管队伍迅速接管了国民党在辖区的党、政、军、警、特机关和司法、金融、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军工、电信等机构系统及官僚资本工商业。同时开始战后清理工作,全面清理战场,掩埋尸体,平毁碉堡,清除炮弹。区委、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座谈会,继续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布告》和国内外形势;清查户口,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派出所,分派工作组,开展清查登记敌特分子、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和发动群众复业、复工、复学等工作。同时按照济南市公安局颁布的《交通管理暂行规则》,清理马路摊点,维护交通。成立卫生小组257个,开展清理市容卫生工作。按照济南特别市政府通令,对娼妓活动采取限制和逐步取消措施,为此后彻底取缔娼妓创造了条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私刻公章及凶杀、强奸、流氓等刑事犯罪;将旅馆、刻字印刷、娱乐场所等纳入特种管理,固定专人负责,建立了定期检查和旅馆登记制度。拨专款修复校舍,安置教职工生活,使辖区内各类学校尽快实现复课。

  1950年11月,根据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次会议决议和冬防指挥部指示,各区都成立了冬防指挥部分部和群防群治组织。其中,七区以街道为单位建立了15个人民纠察中队,有队员1750名,配合派出所巡逻,维护社会治安;十区以村为单位建立农民自卫队52个,积极开展防火、防险、防盗、防匪等工作。

  1951年7月,六区以派出所为单位,由群众推选出210名积极分子组成11个治安保卫委员会,分片开展治安防范工作,代替人民纠察队成为群防群治常设组织,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积极贡献。

  1952年6月,根据政务院颁布的《治安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六区以户口段为单位,发动638名社会积极分子组成82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紧紧围绕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私刻公章、凶杀、强奸、流氓、破坏公共交通设施等刑事犯罪,开展治安保卫工作,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二)开展急赈救济与生产自救

  解放前,济南长期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控制,造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济南解放初期,由于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市区时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新的灾难。为帮助市民群众度过难关,市、区党委、政府采取政府救济、以工代赈、社会互助、发放贷款等措施,领导各区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急赈救济和生产救灾运动。

  开展政府救济,推行以工代赈,是伴随城市接管和战后恢复同时展开的。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军管会及随后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动员生活困难群众参与掩埋尸体,清除战后遗迹,同时对贫苦群众展开救助。到10月底,七区、十区发放救济粮2543公斤,救助贫困群众335户、1085人;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发动群众参加战后清理工作,发放以工代赈小米1112.5公斤,较好地解决了贫苦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10月27日,国民党飞机空袭济南,市区多处民居遭到轰炸。辖区纬十一路碧梧街被毁房屋30间,伤亡21人。区委、区政府迅速展开救助,在组织干部群众安葬死者、救治伤员的同时,发放救济粮417.5公斤,救济困难群众81人。

  1949年夏季全国大水灾后,苏北、皖北等地区的大批灾民涌入济南。11月,按照全市冬赈救济会议要求,七区、十区设立粥厂,持续供粥,为500多名灾民解决了吃饭问题。12月,区委成立了生产救济分会和基层支会,并针对季节变化和城市特点开展急赈救济工作。到1951年8月,全区发放救济粮8636.5公斤、棉衣被6655件、棉花127.5公斤、鞋子446双,救济困难群众671户、5705人。为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为316名贫苦市民减免了就医住院费用。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组织3508名青壮年市民参加市政建设等工作,发动2547名劳动妇女缝制军服、军鞋、军袜等物品,发放以工代赈小米5.8万公斤。同时,还积极响应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号召,发动群众募捐2012万元(旧人民币)、小米1209公斤,开展了支援皖北灾区重建家园活动。

  加强政府救济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社会互济工作。1950年4月20日,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与市生产救济委员会举行扩大联席会议,研究生产救济工作。根据会议要求,七区、十区认真贯彻“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方针,提出了“十人帮助一人”的口号,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社会互济。到1951年8月,全区采取社会互济形式,发放互济粮1382.5公斤、款436万元(旧人民币),救济困难群众191户、797人。

  发放小本贷款,帮助群众恢复发展生产。1948年11月,为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发展生产,七区以北大槐树、西市场、小辛庄、南窑厂等贫困地区为重点,派出5个调查组,深入到各家各户调查了解情况,为78户贫困市民发放小本贷款1000万元(北海币);十区为35名手工业者发放小本贷款1150万元(北海币),发放农贷22500公斤小米。同时,十区还结合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实际,采取复垦荒地、公地转租等形式,将1139亩土地分配给农民租种。由于政策宣传到位,贷款发放有序,群众积极性普遍较高,使困难群众在政府的辅助下度过了难关。1949年1月,根据市政府关于开展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的要求,七区、十区先后成立生产推进委员会,对全区手工业情况进行调查,发动群众成立各种生产劳动小组,恢复发展生产。其中,七区发动劳动妇女成立生产劳动小组439个,做军衣74400件、军裤41520件;建立了4个油漆组、5个木工组和1个小型铁工厂,安置失业手工业工人90名;扶持56户小型生产经营业户恢复生产。1949年3月25日,七区部署开展兴办生产合作社运动。按照每股10公斤小米的标准,发动群众积极入社入股。通过宣传发动,每街都成立了合作社筹备小组,每3条街成立了1个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民主推选筹委会代表,区委委派筹委会主任。仅两个月的时间,七区就建立起4个民办公助合作社和2个消费合作社,社员自报公议2838股,上交区合作社2212股,促进了生产、生活的恢复。

  同时,七区、十区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抗洪抢险斗争。1949年7月,黄河水位猛涨,济南洛口最高水位达到历史上罕见的32.33米。面对滚滚洪水,济南特别市委、市政府紧急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抗洪抢险工作,全市人民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根据会议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区公所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抗洪抢险。其中,仅七区就组织了3000多人的抢险队伍,分批赶赴北店子黄河堤坝抗洪抢险,与洪水展开了艰苦斗争。经过两个月奋战,圆满完成了黄河防汛任务,为保卫济南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贡献。

  (三)稳定和恢复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掠夺人民财富打内战,滥发纸币达数千万亿,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全国范围内民生凋敝,经济残破。济南解放前夕,槐荫地区虽已成为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工业主要以私营和手工作坊为主,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官僚资本企业仅有津浦铁路济南机厂、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等几家;商业流通以私营和摊贩为主,较大私营商号普遍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济南解放后,市及市辖各区党委、政府致力于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和经济恢复,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统一货币,稳定金融。1948年9月27日即济南解放后的第4天,军管会便发出布告,宣布一切交易必须使用北海币。9月30日,宣布北海币为唯一合法货币。10月初,宣布黄金、银元不准私自买卖。在严格查禁的同时,1949年1月,济南特别市政府组建了黄金交易所,并颁布《黄金交易所暂行章则》、《管理金店银楼业暂行章则》和《取缔黄金投机暂行办法》等规章。10月16日,北海银行济南分行正式成立,开始办理汇兑业务。1949年4月,开始开展个人折实储蓄工作。期间,七区、十区接管队伍及随后成立的区委、区政府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兑换北海币,稳定金融市场,为战后经济恢复和安定人民群众生活作出了努力。

  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济南解放初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之风仍持续不止。加之连年战争的影响,城乡物资交流断绝,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物价曾一度猛涨。根据这些情况,军管会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从接管物资中调拨部分生活物品低价限量出售进行调剂,一方面动员城郊地区群众和解放区军民组织运粮、运煤接济济南,短短十几天就平抑了物价。1949年,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4次涨价风潮,并迅速波及济南,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全市物价一日数涨。1949年2月,济南特别市政府发出布告,取缔投机商人操纵和把持的粮、油等生活物资垄断场所,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行为,有力地促进了物价的平抑。七区、十区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采取集中时间抛售和逐级压价等平抑政策,粮、棉等农产品价格迅速回落。1949年12月,为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消减财政赤字,中央作出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1950年1月下旬,七区、十区区公所相继成立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委员会,各基层单位也建立了分会和支会,全面开展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工作。其中,七区认购胜利折实公债19967分。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到1950年下半年,包括七区、十区在内,济南市扭转了长达10年的通货膨胀的局面。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济南解放后,军管会对济南立即进行全面接管,没收官办企业和官僚买办企业归全民所有。负责接管七区、十区的队伍迅速接管了交通部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济南机厂,更名为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更名为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还有济南面粉厂、济南酿造厂等官办、买办企业,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为尽快复工、复业和恢复发展生产,对官僚资本企业,按照保留原有组织机构、生产系统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原则进行了接管;对民族工商业,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采取了提供贷款和帮助购买原料、销售商品等扶持措施。1948年9月27日,辖区停产1年多的济南面粉厂在全市率先复工。随后,各工商企业纷纷复工、复业。到1949年4月,辖区内的工商企业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恢复了生产,不少企业还实现了较快发展。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成功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对板精磨机;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抢修“新中国号”机车完工并试车运行。

  (四)支援前线作战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22日,济南特别市支前委员会成立。根据市委指示,七区、十区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支前领导小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捐款捐物,组织人力运输粮食和物资,接收和医治淮海战役转来的伤员,支援前线作战。济南机厂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响应市委“军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号召,点燃数十个小红炉,抡起铁锤昼夜奋战,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铁道夹板3万块、各种急需件11万套和对“江南号”机车的抢修任务,保证了军用物资的运输。据统计,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仅七区就组织地排车85辆,大胶轮车50辆,转运战备粮食600万公斤,捐款1843万元(北海币),捐献日用品大宗,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急需大批干部开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1949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七区、十区选调凌霜、尚英生等14名党员干部随军南下,开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开展城市接管、经济恢复和民主建政工作。

  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七区、十区人民同全市、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纵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月2日一早,包括七区、十区在内的全市各个角落锣鼓震天,群众自发地组成秧歌队、高跷队,活跃在大街小巷;机关、街道、商店、学校及每家每户,到处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下午,七区、十区人民群众与全市20万军民一起,身穿节日盛装,在西郊飞机场举行隆重盛大的庆祝活动。下午3:30时,鸣礼炮28响,大会开始。伴随着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齐鲁大地上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省、市领导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游行活动开始。一时间,国歌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无比喜悦之情,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坚定决心。下午6点半,欢庆队伍高举各色彩灯和燃烧的火炬,高呼“反对侵略战争”、“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等口号,开始提灯游行。无数群众分列道路两旁,口号声、欢笑声、歌唱声混成一片。深夜,欢乐的人们仍然不肯散去,依旧在街头畅谈,尽情分享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幸福和喜悦。

  四、建立基层民主政权

  济南解放初期,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区以下没有立即建立民主政权。考虑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旧保甲长熟悉街道情况的实际,除少数罪大恶极的予以法办外,整顿战后济南,实施城市管理,如组织群众掩埋尸体、填平碉堡工事、整顿市容卫生、进行户口登记、支援前线作战等,主要还是利用旧保甲长开展工作。

  1948年12月,随着战后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和经济社会形势逐步稳定,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作出关于建立基层政权的指示,确定区为一级政权,街(乡)为基层政权,街(乡)下设闾。根据市委指示,七区经过研究决定,在碧梧街进行了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人民政权的试点。建政初期,由于少数反动势力竭力阻挠和破坏,有的造谣生事威胁群众,有的唆使手下店员等操纵选举,有的拉拢收买积极分子,致使基层建政工作面临干扰。为确保基层建政工作顺利进行,区委、区政府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引导大家增强阶级意识,明确劳苦大众没有掌握政权是受苦受难的主要原因;明确保甲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人员是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最终必须打烂保甲制度;明确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必须由人民掌握政权和当家作主;明确建立基层政权的目的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区委组建建政委员会,成立工作组,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以10到15户居民、60到70人为一个居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各一人;3个居民小组建立一个闾,闾长从居民小组组长中推选产生;15到20个闾建立一个街政委员会或街政府,街政委员会和街政府成员由7到9人组成,由闾长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碧梧街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区基层建政工作全面铺开,共建立了8个街政委员会、2个街政府和127个闾。

  街闾形式的基层政权建立后,各街政委员会和街政府在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维持秩序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照搬了农村的组织管理形式,确定街为一级政权,与城市人口集中和刚解放情况复杂的情况不相适应,分散了干部,也不利于加强组织领导。

  1949年6月,市委作出《关于变更区街组织形式,加强市级领导的决定》。《决定》要求取消街政权,街道管理工作交由公安派出所办理;区政府改称区公所,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根据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区政府随即改名七区、十区区委、区公所,街政权被取消。

  1952年7月,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10万人以上人口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方案》的要求,六区以派出所管辖区域为单位,建立了7个居民委员会和若干业务委员会,并经居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出了7名居委会主任和161名治安委员、133名优抚救助委员、133名文教委员、164名卫生委员、142名调解委员。

  1954年7月,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调整居民委员会区划,建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决议。8月上旬,省、市、区三级抽调12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六区第五居委会进行了建立街道办事处的试点。8月28日,在对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宣传的基础上,决定按原居委会辖区建立街道办事处,以户籍段辖区建立群众自治性居委会。9月11日,试点工作结束。12月,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六区设立了7个按照数码顺序排列命名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至此,市区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伴随征粮支前、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济南解放初期,通过双减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支前,近郊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摧毁了封建保甲制度。但由于农村情况复杂、干部力量不足、治黄修堤任务繁重和封建地主蓄意破坏等原因,也出现了农村建政不均衡和村级组织成员良莠不齐等现象。

  1949年10月,十区召开乡村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土地占有情况调查。通过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进一步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少数没有建立农会和基层政权的村完成了建政工作。1950年7月,市郊土改全面展开。为配合土改运动的开展,十区对部分农会进行调整,改造了农村政权,对农村群众广泛进行土改、前途和形势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政创造了良好条件。11月,区、乡工作队深入各村,带领农民群众开展批斗地主活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房屋,分田分物分房,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农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乡镇(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作为建立农村基层人民政权的法律依据。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同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山东省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组织条例》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部署全省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十区依托各村的农会组织,发挥土改中涌现出的贫、雇农骨干作用,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各乡、各村的民主政权。至此,济南西郊农村地区完成了基层政权建设。

  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建国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前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政权活动的基本方式。

  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9月4日、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省、市、县三个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1949年8月1日,济南市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由于济南市所辖各区是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因此没有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随着生产、社会秩序的恢复,需要提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研究的事务越来越多,各区人民群众要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愿望十分强烈。

  1951年6月25日,市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了召开各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7月10日,六区开始各代会筹备;7月17日,筹备委员会成立,设正副主任各1人、委员21人。通过推荐与民主协商,产生了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38名。其中政府机关代表6名,党团代表5名(中共、民盟、民建、民革、青年团各1名),省市驻区机关代表3名,团体代表38名(工人代表23名,妇女代表8名,青年代表5名,街道合作社代表2名),驻区军警代表6名,街道居民代表2名,工商界代表14名,医务界代表3名,文艺界代表1名,特邀代表5名。

  8月15到17日,第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会代表138名。会议听取通过了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公安工作报告,总结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生产救灾、拥军优属、民事调解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号召全区人民贯彻执行爱国公约,继续深入扎实地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加强全区文化教育和公安工作,加强治黄工作,加强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会议选举产生了六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有委员27人;鲁岐山为主席,李润心(女)、王子祯、秦金山为副主席。

  自1951年8月到1953年12月,六区共召开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各次会议的代表由工人、农民、工商界、医务界、文艺界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机关干部等各方面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听取政府报告、选举委员会、通过各项决议,对于过渡时期党的政策宣传和对社会经济各项事务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阶级的平等地位,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治协商制度,增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推动了各项运动的开展。

  11月17到18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区协商委员会、区人民政府3个月来的工作报告及第一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全区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民主建设及文教卫生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会议号召全区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

  1952年7月24到25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半年来“三反”“五反”运动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在巩固“三反”“五反”运动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深入普遍地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有计划地开展民主建政工作,认真落实优抚政策,支援抗美援朝。

  1953年2月2日到4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区协商委员会会务工作报告和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全区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爱国卫生、人民民主运动及劳动就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号召全区人民继续深入开展支援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贯彻《婚姻法》、人民民主、爱国卫生等运动。

  相继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政府和群众间架起了互通信息的桥梁,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夙愿,大大激发了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推进了基层政权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政府威望。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形势日臻稳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日渐恢复和发展,市政建设、生产救灾等顺利进展,人民群众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感。二是加强了人民内部团结。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引导代表敞开思想,积极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呈现了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团结共进的良好局面,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三是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各代会代表由各界先进模范人物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完成任务,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同心协力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四是加强了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各代会的实践,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发扬民主的氛围越来越浓。同时,各代会的召开也对促进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1953年10月第六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市第六区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六、镇压反革命

  作为山东省省会,济南市长期处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复杂庞大。济南解放时,部分特务和反动党团人员或被俘或逃跑,但也有许多潜藏下来伺机破坏。济南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不断派遣特务潜入济南,联络原有人员,搜集军政情报,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给新生人民民主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开展以肃清匪特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

  1948年10月1日,济南特别市军管会就发出布告,命令反动党团人员、特务组织和散兵游匪还乡团等,停止一切活动,交出证件和武器弹药,到公安机关登记,听候处理。同时,相继破获了“鲁济戡乱建国团”、“鲁西反共救国军”、“淮海联络总站”等反革命组织和敌特机关,取缔了盘踞多年的“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刚刚建立的七区、十区区委、区政府采取强大政治攻势,迫使辖区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进行了自新登记。1949年3月,对已登记的1501名敌伪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区别首要和胁从,根据罪恶轻重及悔改程度作出了处理。随后,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布告》要求,开展了取缔反动道会门专项斗争。

  这一时期,由于部分工作人员麻痹轻敌,对待反革命分子存在“宽大无边”现象,以致出现了该杀的久拖不决、该关的拖延未关、关了的判刑过轻和应当管制的未加管制等现象,部分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大陆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到处散布谣言,破坏工厂、铁路,抢劫粮食、财物,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活动十分猖獗。山东济南发生了敌特分子杀害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和铁路投毒事件,七区还在辖区破获了“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

  195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各级政府,严厉镇压匪特,严防敌人利用道会门进行活动,加紧侦破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开展剿匪、肃特、反霸及重点取缔反动道会门斗争。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的右倾倾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1月10日,华东局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遵照中央指示,认真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制订镇压反革命活动计划,坚决纠正工作中“右”的倾向和防止“左”的错误,并适当充实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干部。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1951年3月11日,中共济南市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宣传教育工作。3月30日,济南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议。

  4月1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和要求,六区本着“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展览等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泛宣传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号召和发动群众积极投身镇压反革命运动,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各类镇反对象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对区内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搜捕,逮捕了李星南、丁子英、满恒富、高耀庭、贾寿春、滕沛昌、崔锦堂、华玉玺、刘炳荣、石玉泉、陈子刚、吕子正等一批隐藏在辖区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随后,发动5万余名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代表会、控诉会、苦主会、公审会700余次,控诉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4月15日至16日,分别召开各界临时代表会议和被害群众诉苦座谈会,对李星南、华玉玺、滕沛昌、崔锦堂、刘炳荣等进行揭发和控诉。4月17日,六区在济南市纬十路小学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宣布对李星南、华玉玺、滕沛昌、刘炳荣、崔锦堂、丁子英、满恒富等7名罪大恶极分子执行枪决;对石玉泉、陈子刚等7人判处有期徒刑;对98名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反革命分子予以管制。同时,对潜逃来辖区隐藏的恶霸地主贾寿春、匪军连长高耀庭等遣回原籍,交由当地人民政府处理。通过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政策感召下也迫于形势压力,全区469名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这一阶段的镇反运动安排周密,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5月11日,镇反运动转入打击和取缔反动道会门阶段。期间,六区逮捕了皈一道头目鲁子山、吕祖坛头目任凤鸣、一炷香头目张学友等25名负有造谣破坏、奸淫妇女恶行和暗中从事非法活动的反动道会门首要分子,取缔坛口4处,登记一贯道、皈一道、吕祖坛、圣贤道等道会门人员53人。随后,会同市委派驻的100名干部,在全区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对首恶分子控诉活动。在党的政策感召下,3718名徒众自动退道,彻底摧毁了反动道会门组织。

  6月19日,六区各界代表组成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深入搜集群众反映,审查相关材料,提出处理意见。6月22日,将反革命案件全部审理完毕。全区逮捕法办各类反革命分子494名。

  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搜捕残敌、清理积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阶段。到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全区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1955年8月,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再次镇压反革命的决议。此后至1956年,全区先后收到检举材料4000余份,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由于各级党组织在镇反运动中十分注重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对镇反运动的政策宣传到位,对群众情绪变化引导及时,很快形成了内部注重政策理论学习统一思想、外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和反革命分子的良好局面。通过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镇反运动,开展控诉、公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和道会门中的群众退道行动,巩固了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涌现出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推进了各项工作。

  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革命政权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打击敌对势力的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经过程。镇反运动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各种反动势力,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也发动积极分子成立了联防治安组织,大大加强了社会治安力量,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正当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之际,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同年底,济南市所辖各区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界妇女、青年团组织纷纷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分会和若干行动小组,发动街道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各机关、学校、街道等相继召开群众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小型座谈会,广泛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一)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1月1日,中共济南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单位主要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大家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加强时事学习宣传。21日,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时事学习与宣传教育的指示》。按照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利用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断深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4、5月间,六区先后两次组织400多名机关、学校、街道积极分子组成的宣传队伍,深入大街小巷开展宣传教育。期间,全区先后召开大小群众会、代表会、座谈会543个,建立时事教育宣传站6个、收听站187个、收听小组318个,成立板报组、文娱组、读报组共84个,利用墙报、黑板报、漫画、幻灯、文艺演出等形式,对全区人民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受教育群众达到50770人,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消除了对美国的恐惧心理,正确理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坚定了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和决心。1952年1月,又分思想发动、学习文件、落实行动三个步骤,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形势政策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观念。

  (二)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订立爱国公约和和平签名活动

  1950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七区、十区就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谴责声讨美国的侵略行为,声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12月9日,七区在青年公园组织盛大集会游行活动,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5周年,庆祝平壤光复的伟大胜利。1951年5月1日,六区组织27000人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又一次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高潮。9月1日至2日,组织3500余名群众在纬十路小学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大会。10月1日,组织5000余名群众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国庆大游行。1952年10月,在青年公园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2周年大会,组织数千名干部群众聆听赴朝归来志愿军代表所作的抗美援朝前线将士事迹报告。

  1951年1月7日至8日,济南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会后,全市迅速掀起了自发订立爱国公约的热潮。同年3月,济南市各界人民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了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决议,400多名与会代表现场签名投票。随后,六区区委、区公所发动群众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和和平签名活动。至4月底,全区7.2万人(次)的群众参加了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投票;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街道、家庭等,立足各自具体情况,围绕抗美援朝运动,订立了各自的爱国公约。此后,六区转入检查修订爱国公约阶段。各单位按照区委、区公所要求,全面检查和修订了各自的爱国公约。

  (三)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195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国发起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7日,山东分会作出在城市发起捐献“千元运动”、在农村发起捐献“百元运动”的决定。全区人民积极响应,迅速掀起了慰劳救济运动高潮。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实施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爱国计划。10日,山东省抗美援朝分会作出捐献“山东空军师”的决定。济南市各界群众纷纷提出捐献“济南工人号”、“济南妇女号”等计划。六区人民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开展增产捐献活动。至7月底,共捐献款额2358.79万元(旧人民币)。同时,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决心赴朝作战,抗美援朝。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配合抗美援朝作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六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广泛组织劳动竞赛,推动技术改革,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从1950年至1953年底,六区人民群众为购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捐献款额34647.7万元(旧人民币),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难民捐献款额2440.32万元(旧人民币)、慰问袋170个、慰问信2000余封,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做被服41017件、军鞋军袜402590双,为夺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辖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始于1948年。当时的拥军优属工作主要以拥军支前、慰问部队、救护伤员为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拥军优属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

  1.结合重大传统节日 掀起拥军优属高潮

  每逢元旦、春节、建军节等节日,区委、区政府都组织开展慰问演出、赠送慰问品、征求意见、解决实际困难等拥军优属活动;各街道优抚组织也定期、不定期地走访慰问烈、军属,给他们送粮、送菜,解决实际困难。1951年春节期间,根据市委、市政府指示,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六区成立了区及基层拥军优属委员会31个,普遍开展了拥军月活动。期间,全区各界人士积极捐款捐物,排练文艺节目,筹备军民联欢会、各界群众代表会等。春节前夕,组织了向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分送慰问品活动。春节后,各街道干部又分头向烈、军属和荣誉军人拜年,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联谊会和茶话会。据统计,活动期间,六区共对535户革命军人、烈士、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进行登记并颁发证书,对319户老弱贫苦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照顾,发放优抚粮11276.5公斤,棉衣、棉被105件。1951年10月14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区委、区政府又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559户烈军属进行了走访慰问,向烈军属家庭送月饼373.5公斤,花生156公斤,猪肉243.5公斤,面粉17412公斤,救济款824.72万元(旧人民币),为69户烈军属解决了就业问题。1952年春节,六区开展了“少年儿童慰劳烈军属一件事”活动。9月28日,区委、区政府隆重召开表彰烈军属、复员军人、荣誉军人和拥军优属模范大会,95名同志受到了表彰奖励。1953年春节,全区再次掀起了人民群众拥军优属的高潮。

  2.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优抚工作大检查

  1953年1月,为贯彻华东军政委员会及济南市政府关于“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及“加强优抚工作”的指示,六区优抚委员会成立临时办公室,各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也相应建立了优抚分会和优抚小组,并组织了优抚工作检查。7月,根据市政府《关于普遍检查优抚工作,订立各级优抚工作计划的决定》和《关于检查优抚工作的具体办法和要求的通知》,六区优抚委员会对全区各级机关、街道、工厂、商店、学校等单位进行了优抚工作集中检查,征求烈军属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8月1日,区委召开全区居委会正、副主任和优抚委员参加的优抚工作会议,总结检查前段优抚工作情况,对军属提出的95条提案给予了解决和处理,制定了减免医药费就诊、减免学杂费入学、优先安排就业等优待烈军属的具体措施。

  3.提高抚恤标准 优先安排烈军属就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政府每年对部分有临时困难的烈军属、荣誉军人和伤残军人给予实物或现金补助。同时,采取以工代赈形式,组织烈军属困难家庭开展生产自救,参加街道生产劳动和其他临时性工作。1950年起,对因战、因公牺牲及病故的有关人员家属和因战、因公致残的军人、革命工作人员、民兵等实行优待抚恤。1952年、1953年、1955年,先后3次提高抚恤标准,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为从根本上解决烈军属家庭生活困难,区政府作出优先安排烈军属工作的决定。1950年,根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关于开展志愿兵复员工作的决定,区政府设立志愿兵复员工作委员会。1951年,志愿兵复员工作委员会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后改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初期,以自力更生、社会互救、政府扶持为主,主要是动员复员退伍军人参加生产;对于不易安置而具备就业条件的,政府帮助安排他们就业。

  第三节 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已经初步完成。然而,全国范围内旧的社会生产体系尚未彻底打破,封建残余的影响依然十分严重,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仍面临诸多障碍。在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改革。

  一、以土改运动和企业民主改革为重点的生产关系变革

  (一)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其重大意义在于彻底摧毁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剥削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农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济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6年的老解放区。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由于清理战后、恢复生产和支前征粮的任务较重,新解放区没有立即开展土地改革,但伴随支前征粮等开展了土地减租、建立农会等土改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十区对农村土地占用和租佃关系情况进行了调查,基本摸清了农村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以十区吴家堡乡土地占有情况为例:该地区共有土地56912亩,人口21305人,人均土地2.67亩。其中地主253户、1694人,占有土地14401.9亩,人均土地8.50亩;富农104户、648人,占有土地3855.7亩,人均土地5.95亩;中农1557户、7802人,占有土地24032.7亩,人均土地3.08亩;贫农2316户、11161人,占有土地14621.7亩,人均土地1.31亩。调查发现,十区由于靠近城市,土地比较分散,学田、义田、教会用地较多;由于靠近黄河,水田、藕田等低洼盐碱地多;解放前日伪政权多次强购,军队营垣用地较多,地主多是中小地主。虽是中小地主,他们却占有大量优质土地,且多兼保甲长,多与敌伪组织和土匪特务有勾结,多是敌伪党团分子及反动道会门头子,对贫雇农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辖区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贫农的6.5倍,有的甚至占到全村土地的30%;地租每年两期,占年产量的50%到7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80%以上。段店地主还有所谓“爬租”等剥削农民的方式,即如果看到农民挖井种地、发展生产,地主就收取一斗麦子两斗秋的地租;第二年则爬升到两斗麦子三斗秋;第三年则会爬升到五斗麦子。

  与此同时,十区召开动员大会,成立工作组,在所属乡村由点到面地推进土地减租。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各乡村相继成立减租委员会和农会筹备委员会,研究制定“减租法令”,讨论决定以“实收产量”确定减租标准,废除了地主的额外地租。召开佃户大会,讨论实收粮食数额,确定减租标准。当年,十区减租粮食19569公斤,涉及佃户729户、土地2316亩。通过土地减租运动,缓解了贫雇农群众的生活困难,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在减租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十区又召开所属乡村干部会议,要求各村结合土地减租运动,组织力量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进一步调查,广泛进行土地改革重大意义的宣传,培养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为全面土改做准备。

  1950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京、津两市及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山东6省所属各市郊区,于1950年春耕以前或秋收以后完成土地改革。2月6日,市政府发出土改布告,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出租土地,收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分配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耕种;所有地主、富农均应遵守政府法令,听候政府处理;地主、富农兼管的工商业,不得没收和分配。3月3日,市委、市政府决定抽调380名干部参加土改,并成立市郊土改指挥部,统一领导土改运动。3月4日,市委召开干部大会,要求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严格掌握政策,切实搞好土地改革。

  3月,按照政务院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会议要求,十区结合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土地调查、培养训练积极分子等工作,为全面土改创造条件。6月,中央决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土改运动暂停,工作重点转入组织夏收和生产备荒。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自1950年冬开始,分期分批地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总的路线和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过程一般要经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要求各级政府派出工作队伍,深入群众,领导土改。7月,结合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十区有重点地调整农会,改造农村政权,对农民群众广泛进行土改、前途和形势教育,以提高政治觉悟、阶级斗争观念和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进一步做好土改运动前期准备。

  10月20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省政府颁布《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对全省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作出总体安排和衔接部署。12月17日至19日,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郊区土地改革方案。同时,成立郊区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集训区、乡土改干部;重新调整区划,成立中共济南市委郊区工委和济南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为顺利实施土改提供了组织准备。

  从1950年12月到1952年3月,新调整成立的郊三区、郊四区、郊五区先后经历阶级教育、改组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批斗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资产、颁发土地证、改造乡村政权等阶段,相继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郊四区的四合、兴林、镇河、梨园、杨庄、美里等乡和郊五区的申庄、刘庄、王庄等乡,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1.14万亩、房屋1920间、大牲畜323头、农具1460件,2099户、9508名贫农分得了土地资产,贫农人均占有土地增加了一倍。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结束了济南西部地区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大力发展农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随着城郊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城区地权改革也全面展开。济南解放初,城区地产分为公有和私有两部分。1949年12月20日至1950年3月,济南市首次进行地产登记。同时没收、征收外侨、教会占有的土地;规定城区土地征用由济南市统一管理。1951年6月20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建设使用公有、私有土地试行办法》规定:用地单位依照城市规划提出申请,报经市城建局批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通知土地所在地的区公所(区政府)召开被征土地业主迁移动员会,再由城建局定线,房地产管理局测量,并召集业主指界、登记土地面积、收回地证、计算地价和地上物补偿,最后通过银行发款征购。所购土地,无论公、私企业,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1952年,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官僚资本家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1954年,将企事业单位接收使用的外侨、教会房地产登记注册并列为公产。市辖各城区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对各自辖区的地产情况进行了登记,没收了相关人员的地产,明确了地权关系和土地征用程序。

  (二)企业民主改革

  济南解放初期,各级党组织虽在各厂矿企业领导开展了反封建虐待、建立工会、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等民主改革,对于遏制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请客送礼、调戏奸淫女工等现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存在和民主管理思想的淡薄,这些改革是不彻底的。在国营企业,由于企业接管过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企业所有制度虽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没有最后完成,旧的管理方式和封建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管理和发展生产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确立。在私营企业,封建管理方式和封建把头仍然大行其道,或明或暗地继续欺压盘剥工人,抵制政府法令,打击积极分子,破坏工人团结和工会工作,严重影响了劳资关系和企业发展,企业民主改革势在必行。

  1951年6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关于废除搜身制的决议》、《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等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中共济南市委在全市国营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补课”。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和要求,驻区国营企业和辖区地方国营企业结合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召开公审大会等形式,发动工人群众控诉已经逮捕和将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使广大工人群众分清敌我界限,明确政策标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回忆、对比、诉苦运动,揭露、控诉旧社会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引导工人群众划清新社会与旧社会、人民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主人与奴隶、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对工人群众进行了主人翁教育,揭发批判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封建把头、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恶霸。同时,按照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区别对待和“罪大者减罪,罪轻者免罪,无罪者放下包袱”的原则,动员有问题的人员自行坦白。对于曾欺压过工人的职员、工头等,发动他们开展自我批评,主动向工人认错并保证今后改正;工人之间采取提高觉悟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消除了因工作态度、作风、习惯及地域不同产生的隔阂。随后,“民主改革补课”转入民主检查和改进民主管理阶段。企业领导干部以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改进民主管理为中心,以整风的精神,抓住主要问题和症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企业党组织内部统一了对民主改革和管理的认识,牢固树立了依靠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思想;组织、发动工人群众认真学习工会法及企业民主管理文件精神,开展民主检查,提出合理化建议;发挥工人群众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吸收部分威信较高的工人、职员参与企业管理,普遍改选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代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等,较彻底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封建管理体制,真正实现了企业管理民主,使工人成为了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同时,从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出发,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解决了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以及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劳动保护和福利生活问题。

  10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辖各区私营企业民主改革开始。此前,六区结合国营企业民主改革,在私营企业开展了落实工会法大检查活动。通过工会法检查,采用回忆对比方式,对工人店员内部残存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批评,建立完善了私营厂店工会;对潜伏在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分子、道会门分子、特务和封建把头、旧警察、逃亡地主等进行了登记,打击了长期欺压工人店员的封建把头,初步开展了反封建把头斗争,基本遏止了随便打骂、开除工人店员现象。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开始后,六区及时调整充实工会法检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在企业内部建立了20个劳资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的检查小组;召开了劳资双方代表会议,分析了工会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并对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进行动员部署。随后,六区从巩固工会法检查成果和宣传其他劳动保护法令入手,以废除封建管理制度、促进民主管理、发展企业生产为目的,开展了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

  一是组织开展学习,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工人店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法规水平。组织劳资双方深入学习工会法及其他劳动保护法规,通过开展回忆对比,解决了工人店员片面地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资方片面地认为企业效益下滑是工人的原因等问题,教育劳资双方明确企业发展对双方有利,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觉悟。同时,进一步检查了私营厂店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有的厂店经过工会法检查停止了随便打骂工人店员的做法,但又采取以罚跑代替打、以讽刺挖苦代替骂的惩罚新方式;有的采取威胁利诱等办法,阻止工人店员参加政治活动;有的雇佣或解雇工人店员不通知工会;部分厂店随意延长工时长达13或15个小时;多数厂店安全卫生条件差,劳动保护毫无保障;多数厂店仍采取封建管理方式,封建把头为所欲为;劳动协商会议只有形式不起作用,劳资关系极为紧张等等。

  二是进行政策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彻底打破封建管理和封建把头制度。通过反复开展政策教育,消除了工人群众的顾虑,划清了封建与资本、封建与技术、首要与一般、内部与外部、政治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的界限,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政策法令和劳资协商范围内进行批评斗争,将其违法事件交由法院处理;对劣迹昭著的封建把头展开斗争,将有恶行、民愤极大的作出开除等处理;对罪恶不大的一般把头及存在生活作风问题的作为内部问题处理,根据其罪恶大小、有无技术、劳动态度、认识错误程度等,经群众讨论研究,作出撤销职务、调动工作、教育改造等处理;对有技术的以及师徒关系中存在封建管理方式的人员,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促其转变,以达到团结多数、打击首要、废除封建管理和把头制度的目的。

  三是召开民主团结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工人内部团结问题。以车间、部门、小组为单位召开职工团结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职工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和积极分子的作用,每项工作部署和每个问题处理首先交由工会委员会研究,再召集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统一思想,最后分头传达到群众中去,将企业决策和部署转化为工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通过积极分子和工会将群众的反映、要求和建议带回来进行研究,确保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扩大群众民主管理,使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工人内部团结。

  四是整顿工会组织,完善劳资协商会议,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在提高工人觉悟、反封建管理和把头、搞好工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审查工会经费,改选基层工会委员会;结合基层改选,选举劳资协商会议代表,加强劳资协商会议。严格执行反封建不反资本的政策,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提供贷款等形式,加强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发动工人参与资方制定生产计划,动员劳资双方协商签订生产合同,改善了劳资关系,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资方的经营信心得到加强和提高。

  企业民主改革,清除了企业内部的封建残余势力,摧毁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管理制度;企业民主管理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涌现出了一批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生产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和企业民主改革的完成,彻底革除了封建残余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以城市街道民主改革为重点的人民民主运动

  济南解放后,城区街道工作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旧警察旧作风的影响,部分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警察和干部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如有的拉帮结派、称兄道弟;有的强借白使、敲诈勒索;有的强迫命令、作风粗暴;有的假公济私、办事不公。致使干群关系、警民关系一度紧张,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六区贯彻团结、教育、爱护、改造的方针,采取自我教育与群众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以整顿民警作风和街道干部作风为重点的人民民主运动。

  1952年7月,六区召开区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在全区民警中开展整顿作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对内进行教育,组织民警在学习文件、搞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整顿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外发动群众,组织居民小组,选举居民代表,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发动群众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此前,六区曾经开展过民警作风整顿,并对32名存在严重问题的旧警察作出了开除、劳教、调离岗位等处理。为了搞好这次民警整风运动,六区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到各公安派出所,采取召开街道积极分子、街道干部、工人、商人、群众等各层面座谈会和走访询问等形式,进一步宣传发动。为确保听到居民群众全面、真实的意见,确保民警整风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工作组组织居民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在工作组全体成员和街道积极分子监督下选出了群众信任的居民代表,以充分发挥居民代表会议的促进作用。发动居民群众特别是居民代表充分发表意见,提出了民警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次民警整风自7月份开始至11月份结束,共收到群众意见1742份,查找了民警中存在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违法乱纪、包庇敌人、作风粗暴、办事不公、刁难群众、打击报复等突出问题。根据群众意见和民警实际,各公安派出所进行分类整理,区委和区公安分局进行认真研究,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民警作出了责成公开检讨、登门道歉、退赔财物、专案专办等处理,改进了民警作风,树立了良好形象,密切了警民关系。

  11月,根据全市统一部署,六区组织开展了街道干部整风运动,579名街道干部参加了整风。由于较长时间存在重使用轻教育、重成绩轻管理现象,部分街道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引起群众不满。为了搞好这次街道干部整风,区委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在街道建立了7个整风委员会和65个学习小组,制定了学习公约和检查制度,加强了组织领导。组织召开街道干部大会、群众大会和居民小组会议,学习有关街道干部整风的报告,公布街道干部的标准,使街道干部明确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依据,明确了努力和改正的方向,明确了成为好干部的标准。组织街道干部积极查摆工作作风和态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广泛征求群众批评意见,向各学习小组和街道干部及时进行反馈,促进了作风的转变。同时,对街道干部中存在的成分不纯、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强借白使、强迫命令、敌我不分等问题进行了处理,撤免了个别作风恶劣又有民怨的街道干部。

  这次人民民主运动,使广大民警和街道干部进一步端正了工作态度,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得到了发扬,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的作风受到了批评,个别违法乱纪分子受到了惩处,人民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系统的民主思想教育。在此基础上,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山东分局指示精神,六区以派出所辖区为单位建立了7个居民委员会和若干专项委员会,700余名积极分子被选为街道干部,为此后的街道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以清除旧社会遗毒为重点的移风易俗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的社会遗毒尚未清除干净,包办婚姻等封建残余思想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仍然存在。为彻底根除这些旧社会遗毒,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六区带领全区人民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伟大变革,大张旗鼓地在全社会倡导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

  (一)宣传贯彻《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婚姻法》颁布后,市、区各级迅速成立学习宣传组织机构,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讲座、文艺宣传等形式,开展了学习贯彻《婚姻法》、批判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主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开始办理结婚离婚登记。

  1951年8、9月间,华东军政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婚姻法〉的指示》。10月,六区作出《坚决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决定》,并利用各种会议及业校等形式,组织364名街道干部和12258名妇女群众进行了学习,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婚姻法》,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提高妇女地位,根除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陋习。同时,对全区婚姻案件进行全面检查,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办婚姻、强迫买卖婚姻、重婚纳妾等问题进行了处理。其中查办买卖婚姻24起、收养童养媳29起、早婚13起。

  1952年9月,六区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结合会议筹备,六区继续开展了长时间的学习宣传《婚姻法》活动,引导广大妇女群众树立自主自立意识,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当年,全区5037名妇女从家庭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参加了街道组织的缝纫、洗衣、做军服、砸石子、当壮工等劳动。

  195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和《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补充指示》精神,六区以街道为重点,按照由上到下、由干部到群众的步骤,先后召开全区扩大协商会议、居民代表扩大会议逐级进行传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婚姻法》宣传月活动高潮。随后,区委、区政府从培训干部入手,组织街道干部、工会干部、妇女干部、理论宣传员共1259人,组成69个宣传小组,采取讲座、展览、演出、放幻灯片等形式,深入到群众开展宣传。期间,全区共组织报告会4次,播放幻灯26次,文艺演出18次,组织学习班96个、学习小组982个,受教育家庭达14424户,受教育群众达36676人,均占全区总数的90%以上,基本达到了家喻户晓。运动月期间,全区有16名遭受包办婚姻迫害的妇女主动提出离婚,其中13人主动争取婚姻自由登记结婚,10名失去丈夫的妇女提出了改嫁再婚;14名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业生产,152名妇女参加了街道工作,34名妇女参加了业校、识字班的学习;366户家庭主动改善了婆媳、夫妻关系,杜绝了虐待妇女儿童现象。《婚姻法》宣传月活动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观念,也在每个家庭引发了一场废除封建婚姻、提倡妇女解放、构建和睦家庭的革命。5月,在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基础上,配合市民政局、市法院,全区培训了婚姻登记工作人员,登记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明显提高;对婚姻登记工作进行了检查。当年,全区登记离婚数百对,离婚人数达到50年代最高。

  1954年3月,根据济南市《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指示,六区进行了《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进一步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1955年3月,全区各界妇女以庆祝“三八”妇女节为契机,积极投身《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情况检查,以实际行动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到来。通过向广大妇女进行《婚姻法》宣传,系统地批判了旧的思想、制度和习惯。

  从50年代初期开始,经过连续几年大张旗鼓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旧的封建婚姻制度被彻底摧毁,新的婚姻制度初步建立,婚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平等和睦的新型家庭关系逐步形成。《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对于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拥护。它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家庭革命,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同时又是一场破除封建残余的社会革命。

  (二)开展禁娼禁毒禁赌斗争

  解放前,辖区经三路纬八路地区是全市卖淫嫖娼、贩吸毒和赌博场所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是旧政府指定的所谓“乐户消纳区”。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对这些旧的遗毒和社会公害进行了根除。

  禁娼。解放前夕,辖区尚有妓院57户,从业人员238人。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查禁娼妓,济南解放初期主要采取限制发展、逐步消灭的政策。按照济南特别市政府通令,区委、区政府对妓院贯彻不承认合法存在、不强行取缔的原则,采取挤、压、检、查、干扰等方式,促使娼妓活动逐渐减少。1948年12月,辖区有的妓院开始呈报歇业。1949年,市政府公布对娼妓禁止事项12条,促使娼妓回乡生产和转业从良,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按照市政府指示,区委、区政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娼妓自行解脱,促使妓院呈报歇业。同时,采取坦白、反省、具结、处罚等手段处理了部分抗拒改造者,娼妓数量逐渐减少。1949年11月21日,北京宣布关闭所有妓院,解放所有妓女。济南受到震动很大,卖淫嫖娼迅速减少,妓院老鸨极度恐慌,一些妓院纷纷呈报歇业。区委、区政府趁机大力宣传政府法令,动员娼妓自我解放,动员妓院自行关闭。同时,还通过宣传教育、座谈会,启发妓女提高觉悟,揭露老鸨的罪恶。对经济状况较好的老鸨,责令其拿出部分款物作为妓女的医药、生活、遣散费用。对所有娼妓进行了健康检查,患有性病的给予治疗;无家可归的由政府收容或安排就业;家中生活有困难的,政府酌情给予救济,要求就业的由有关部门设法解决;家居农村和外地的,遣回原籍劳动。对老鸨根据其罪恶轻重,分别给予处理。到1950年3月,辖区57户妓院全部呈报歇业;全区238名娼妓,回原籍参加劳动155人,从良36人,转行戏曲行业、饮食服务业18人,流为暗娼者29人。自此,辖区内的娼妓基本禁绝。

  禁毒。解放之初,市委、市政府多次明令禁止吸毒、贩毒与制造毒品。区委、区政府多次对 贩吸毒活动进行坚决打击。到1951年底,先后查处毒犯91名,缴获鸦片、海洛因790两(每两31.25克),缴获制毒器械和各种毒具906件。1952年5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先后发出禁毒决定和批示。6月14日,市委发出《关于开展肃清毒品运动的计划》,要求在全市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禁毒运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六区以公安部门为主,吸收民政、司法、卫生、宣传和工、青、妇等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组成办事机构,集中力量打击制贩毒行为,对吸毒者进行劝诫,动员他们进行登记和检举揭发毒犯。依据“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方针和“制造者、集体大量贩运者从严,个别少量贩运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者从宽”五项基本原则,分别对毒犯予以打击处理。8月,禁毒运动掀起高潮,召开各种会议上千次,举办文艺演出150余次,受教育群众达21.8万人次,许多贩、吸毒者及其家属打破了思想顾虑,主动坦白交代。8月12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抓捕首、惯毒犯14名。8月24日,召开2000余人参加的宽大处理毒犯大会,当场宣布对部分主动坦白的毒犯进行宽大处理,逮捕了拒不坦白的大毒犯1人。到9月中旬,全区共查处毒犯376名,其中宽大处理225名,逮捕15名,立案调查136名。此后,持续开展了宣传教育、群众揭发和促使毒犯坦白等工作。11月,召开全区全面处理毒犯宣判会,对毒犯作出杀、关、管、宽等处理。开展禁毒运动期间,经历调查侦察、逮捕审讯、政策教育宣传、毒犯登记、群众检举、追缴毒品和对毒犯全面处理等阶段,全区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000余份,逮捕首、惯犯54名,其中3名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51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对20名有犯罪情节但能主动坦白和检举揭发的毒犯作出管制处理;对360名情节轻微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登记;对吸食人员进行了劝诫、教育、改造。当年,全区缴获鸦片、海洛因600两。从此,辖区内贩、吸毒活动基本禁绝。

  禁赌。解放前,辖区有明暗赌场多处。解放后,市、区政府明令禁止聚众赌博,并多次开展了打击行动,抓捕赌犯80余人,其中处理8人(含转外区处理5人),其余进行了严肃教育。同时,结合禁娼、禁毒运动,开展广泛的禁赌宣传教育,通过赌博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废甚至夫妻反目、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宣传了赌博对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对参加赌博的人,发动广大群众特别是街道干部及其家属进行教育、劝诫、改造,对赌博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和取缔。

  彻底清除娼、毒、赌等社会丑恶现象,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内容。人民政权建立后,短短两三年就根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娼、毒、赌等社会丑恶现象,社会风气和社会面貌得到根本好转,这对于进一步巩固人民政权、保证国防建设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清除了危害和障碍。

  新中国建立初期,区委、区政府领导全区人民在社会、生产等各个领域进行的深刻变革,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建立了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为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第四节 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

  由于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夺取了政权,我们党担负着更多方面的全新任务。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全区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认真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开展“三反”“五反”,推进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和平抑市场物价的决定性胜利。但由于投机资本在平抑物价过程中受到重创、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以及社会需求发生变化等原因,随之又出现了商品滞销、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失业增加等现象,暴露出了私营工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严重投机和盲目扩张问题。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当时的中心任务:即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明确指出要反对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根据私营工商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决定。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七区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开始了对城市工商业的调整。一是积极调整产销关系。按照全市统一安排,对私营工商业有组织地实行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包销,以解决私营企业在原料来源、产品销路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其维持和恢复生产;对部分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给予资金扶植,发放贷款398亿元(旧人民币);设立区工商劳动股等管理机构,成立北大槐树、纬十二路、西市场3处市场管理委员会,取缔和限制投机商人的违法活动,规范了市场秩序,保障了正当工商业户的合法经营。二是积极调整公私关系。适当控制国营零售商业的发展规模和经营范围,撤销部分国营企业代销店,取消国营垄断,为私营工商业发展留足了空间;积极向上级反映私营企业困难,在政策范围内采取减税等方式减轻企业困难,成立相关组织和机构,加强对同业公会的领导,教育改造公营企业参加同业公会,密切了公私企业关系。三是积极调整劳资关系。派出干部组建企业工会,发动劳资双方立足“劳资两利”原则,开展订立劳资集体合同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工作,协调劳资争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使资方愿意积极筹措资金,改善经营管理,消除浪费,减低成本,推广销路;教育劳方改变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纪律,节约原料,爱护机器,推动私营工商业尽快恢复发展。到1950年底,随着调整工商业措施的实施,全区私营工商企业逐步走出困境并实现了较快发展。

  调整产销关系和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既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难关,又将私营工商业生产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轨道,为即将开始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准备。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配合抗美援朝作出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蓬勃发展,暴露出了极少数干部和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要求在党政机关集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紧跟中央部署,济南市连续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市协商委与市人委联席会议,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斗争。

  12月,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市委要求,六区确定在全区党政机关、团体中开展“三反”运动,并着手运动的前期准备。1952年2月,区“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成立。随后召开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和省、市委文件精神,进行了宣传发动和安排部署,并按照民主检查、坦白检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四个步骤开展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三反”运动。

  按照区委部署,各基层单位相继成立工作组和宣传组,召开会议进行发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开展“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在充分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各单位普遍开展了民主检查和检举揭发。机关内部的中小贪污分子受到很大震慑,纷纷交代贪污行为,运动取得初步成果。3月,为配合运动开展,区委召开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揭发批判了部分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和危害。同时,多方开展规劝行动,成立“三反”规劝小组49个、妇女家属小组18个,动员贪污分子主动坦白交代。按照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规定,坚持严肃与宽大、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对一些小贪污分子及时作出处理,使他们摘掉贪污帽子,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参与到检举揭发行动之中,起到了有力的教育和警示作用,促使其他贪污分子主动坦白交代。经过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全区共查出6人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其中贪污最多者达480万元(旧人民币);查出机关干部到基层和群众家中吃饭者18人、256次,侵占群众利益者20人、54次。4月18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反贪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实施,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为深入开展“三反”运动提供了保障。根据《条例》规定,经过机关干部大会、党员大会和区委会讨论决定,对6名贪污分子作出行政撤职处分的处理。在进行定案追赃的同时,还进行了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机构整编、健全制度为重点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给予处分,清除了留用旧职员中的部分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纯洁了党政机关和职工队伍;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积极分子,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改选了支部,发扬了党的民主,建立了正常的支部生活,健全了党委制。到1952年7月,六区“三反”运动结束。

  “三反”运动的实质是解决党员干部如何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廉洁问题。“三反”运动的开展,教育和惩治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纠正了铺张浪费行为,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但运动中也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苗头,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件,伤害了一些同志。后来按照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原则,及时进行了纠正。

  “五反”运动是伴随“三反”运动发展起来的。“三反”运动开始之初,一些不法资本家以“帮忙” 的姿态检举揭发贪污行为。但随着“三反”运动的推进,逐渐暴露出贪污盗窃分子多是通过与不法资本家相互勾结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这些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采取不正当手段,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政治和思想上腐蚀了工人和干部。1951年12月下旬,为了配合“三反”运动的开展,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市委决定在全市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诈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11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在工商界中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自此,济南市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诈的“四反”运动正式转入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1952年2月,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六区成立了区“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并按照检举坦白、检查“五毒”、定案处理三个步骤开始了工商界“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初期,多数资本家心存疑虑,表面上拥护政府号召,实际上要么按兵不动,要么避重就轻。1952年1月15日,济南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市人民进行检举,要求工商界限期进行坦白。2月,中央正式发出指示开展“五反”运动时,全市的检举坦白阶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因此,六区在“五反”运动检举坦白阶段进行得较为顺利,并很快转入检查“五毒”阶段。为确保取得阶段性成果,政府组成检查大队,分赴各行业深入进行调查,对92个违法工商户进行了重点检查,组织互查900余户;发动店员、工人与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检举揭发资本家的非法行为。经过查对材料、职工证实与组织资本家评议、相关组织机构批准,较快完成了定案处理工作。到1952年7月“五反”运动结束,全区共查出不法工商业户偷漏税5000多万元(旧人民币),清除资产阶级派进工会组织的“坐探”分子35名。

  “三反”运动期间,工商企业劳资双方斗争激烈,少数私营厂店主采取解雇工人等方式进行报复,导致部分工人失业。1952年4月16日,为解决失业职工的生活问题,成立了区失业工人救济工作组,对生活困难的失业职工给予贷款和救济,为170名职工发放贷款900.5万元(旧人民币),为42名职工和18名工人家属发放救济款216万元(旧人民币)。

  1953年,根据市委指示,对资本家申请复议案件进行了复查处理。1954年,根据中央关于处理“五反”运动遗留问题的指示,再次做了检查处理。

  “五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巩固了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取得了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胜利;广大干部职工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纯洁了工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工人干部;广大私营工商业者普遍受到了一次爱国守法教育,推动了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后来顺利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以反对贪污腐化为突破,以坚决惩治奸商、消除官僚主义、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为目的的群众性反腐败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惩处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纯洁了机关干部队伍,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维护了合法经营,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

  思想文化建设是塑造新型社会价值理念、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与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的封建主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为适应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把广大人民群众彻底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中共济南市委的领导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深入持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

  (一)加强思想宣传工作

  重视和加强思想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自济南解放之日起,中共济南市各级地方组织就始终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结合城市接管,组织宣传队伍,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提供了思想保证。随后,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包括七区、十区在内的各区区委,重点围绕建立宣传阵地、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各种活动等加强和改进了思想宣传工作。

  1948年10月15日,市委发出成立学习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按照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均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学习委员会,负责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建立了学习情况汇报制度。与此同时,区委开始在各街道及较大厂店建立具有业校性质的学习组织。1949年4月28日,全区第一个工人店员业校在私立育才小学成立,第一期学员150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政治文化学习。5月,区机关干部学校成立,主要进行共产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教育。此后,各类职工业校纷纷建立。到1952年底,全区工人业校、店员业校和农民业校已达20处。配合群众性思想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还成立了读报小组、板报小组、广播收听组、口头宣传组、文艺宣传组、幻灯片放映组等各类宣传组织。重视发现和培养思想宣传工作积极分子,建立起了宣传员队伍。到1951年底,全区有宣传员37名。到1953年7月,全区宣传员达到357名。政治业校和宣传组织、宣传队伍的建立,为在全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思想宣传和新文化教育提供了坚实的阵地和基础。

  思想宣传工作是伴随巩固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同步进行的。早在1948年11月,为庆祝济南、沈阳、长春等9个大城市的解放,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的城市政策,七区、十区就组织开展了“祝捷周”活动。1949年10月,七区、十区与全市人民一道,在张庄机场参加了盛大的庆祝新中国成立活动。此后,每年的国庆节、劳动节等重大节日,全区都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七区召开了声援朝鲜人民抗美正义斗争群众大会。自此到1953年7月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全区以抗美援朝为统领,以宣传抗美援朝、镇反运动、恢复发展生产等为重点,开展了深入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950年10月,全区普遍进行了以恢复发展生产为主的形势教育。期间,区生产救济分会多次召开主任委员会议,贯彻上级有关恢复发展生产的部署,并多次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皖北灾情和本地冬赈灾况介绍。随后,各基层单位纷纷召开干部会议、闾长会议和各种形式的群众会议,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救济和支援抗美援朝工作。

  1951年1月,全区召开街道干部、群众积极分子会议,澄清了群众对时事形势的模糊认识,宣传了抗美援朝运动,抵制了各种谣言,消除了群众对原子弹的恐慌。随后,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采取收听镇压反革命广播和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代表会、控诉会、苦主会、公审大会等形式,掀起了镇反运动的高潮。4月,采取群众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类座谈会和订立爱国公约、群众大游行等形式,广泛宣传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支持抗美援朝。5月,配合取缔反动道会门斗争,在群众中开展了思想宣传工作。6月29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组织进行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性质》的报告,宣传了党的活动和发展历程。7月到8月间,重点围绕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展了民主政治教育。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全区组织5000余名群众参加了国庆大游行,12000余名群众夹道欢呼。

  1952年1月,按照思想发动、学习文件、落实行动三个步骤,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形势政策教育。2月,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成立了领导组织机构和49个规劝小组,宣传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动员犯罪分子自觉坦白交代。8月,禁毒运动作为群众的、爱国主义的、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全区先后召开各类会议1103个,进行文艺宣传150余次,宣传了禁毒运动的重大意义和方针政策。

  (二)文教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初步改革和建设

  济南解放前夕,辖区城区有中小学30所。其中公立小学5所,私立小学16所,私立中学9所。学校教育基本是面向少数人的教育,广大基层群众基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济南解放后,军管会直接接管了纬十路、营市街、南辛庄、经七路和铁路职工子弟学校等公立小学;与省工会联合会合办了辖区第一所幼稚园;对私立学校采取“积极维持、逐步改造”政策,保持了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转折时期的稳定。同时,按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对学校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初步改造。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任务,提出了“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的方针,开始有步骤地改革旧式教育。按照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辖区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推进了文化教育的改革与建设。

  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提倡学以致用,强调结合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实际进行教学,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思想;借鉴老解放区和苏联的教育经验,强调实行启发式教学方式;按照省政府关于中小学课程设置要求,统一规定了教学内容。同时,还对学校学制、行政管理、备课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

  在中小学校设置方面,为解决教育为工农大众“开门”的问题,以增设新学校、改造旧学校为重点,先后新成立了北大槐树、中大槐树、经二路、南大槐树、北小辛庄等8所公立小学。采取调整、合并和改建等方式,对中达小学、平民小学、育才小学、进德小学、储才小学、培英小学等私立学校进行了合并改造,调整设立了中大槐树、纬十二路、经一路、纬五路等6处公立小学。至1952年,六区小学达到18处,在校学生达11101人。

  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1951年10月设立区文教股。随后,市区小学开始实行市教育局和区教育行政机构双重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学继续由市教育局管理。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开展了教师轮训和思想改造运动,提高了广大教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水平。

  解放前,辖区文化场所主要集中在西市场地区,设有书场茶园6处、戏园9处、书店3处、电影院2处。解放后,为适应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先后设立了区文教股和区文化馆,指导基层单位开展文化活动;积极改造整合原有文化场所和设施,将民生戏园、振成舞台、新生戏园改为曲艺场,齐鲁戏园改为电影院;指导成立了多个民间曲艺剧团,发展群众文化和民间文艺,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文艺演出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人民物质生活不断改进,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问题也摆上了重要日程。1950年,辖区始建工厂妇幼保健站。1951年10月,区政府设立卫生建设股。1952年12月,撤销卫生建设股,设立区文教卫生股。1952年3月,为促使人民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保证生产建设,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细菌战的企图,区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建立基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26个、卫生小组2289个,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全民卫生常识教育。同时,山东医学院800余名师生组成宣传队伍,深入到六区居民群众家庭,宣传卫生常识。此后,全区从工厂、机关、学校等抽调4000人,进行卫生常识学习与训练。5月,在各学校进行了课堂卫生常识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掀起了高潮。与此同时,医疗卫生组织不断健全完善,成立了区卫生所,建起了经三路纬七路、西市场、道德街、中大北街4个联合妇幼保健站,将私立英华医院、心慈诊所、永康医院、盛德堂药店合并成立了济南第六联合诊所和一、二分诊所,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三)扫盲运动

  解放前,绝大多数基层群众没有机会受到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为使广大基层群众掌握一些必备的文化知识,适应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的新形势,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

  新中国建立初期,文盲人数太多,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全国采取“以民教民”的方法,发动机关干部、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生以及工人、农民、市民等社会成员中识字的人,参加到扫盲教师队伍中,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问题。

  1952年6月22日,根据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中央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指示,省政府发布“关于大力推行速成识字法,在机关干部、工人、农民中广泛开展识字运动的初步计划”。6月30日,成立了山东省速成识字法推行委员会。10月,省政府文教厅、省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争取1953年1月底前完成扫除12万工人文盲的任务。9月,济南市成立推行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市职工中积极地、有计划地、广泛地、分批地推行速成识字法,逐步在全市职工中扫除文盲。

  10月,六区开始在成年人中开展扫盲运动。开展识字扫盲运动,主要是通过各类业校和各种识字班完成的。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各中小学和街道居委会纷纷举办各种业余学习班,推广速成识字法,组织14到45岁的居民学习文化。成立了区扫盲协会,组织建立了8个扫盲大队,培训扫盲工作人员790名。开办工人业校和群众业校20处,加强对业校管理,为业校配备专职教员,由各小学校长兼任业校校长,区文教股选派职工教育辅导员;连续开办各种业余文化补习班,对工商业职工进行科学文化知识、技术和政治教育。同年创办的缝纫培训班,后来逐步发展成具有较大规模的缝纫专业学校。

  1953年7月,本着“恢复整理、巩固提高、质量并举、重点发展”的办学方针,对全区各类职工业校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对业校教学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整顿,进一步提高了职工业校的办学水平。到1956年底,职工业校培训学员达7361人,其中手工业工人950人,女职工5042人,为全区经济和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6年6月25日至26日,全区扫除文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150名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总结了扫盲工作情况,交流了经验,表彰了71名优秀扫盲教师、47名优秀学员和32名优秀工作者,选出了19名区扫盲协会会员和42名出席市扫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区群众对扫盲工作的认识,鼓舞了扫盲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了扫盲运动的开展。到1956年底,全区职工中文盲半文盲入学率占到了90%,手工业社员中文盲半文盲入学率占到了72%,居民群众中文盲半文盲入学率占到了76%。

  此后,根据上级部署,区委、区政府连续开展了多次群众性扫盲运动。扫盲运动的开展,对于普及文化知识和提高全民素质、进行经济建设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恢复国民经济

  解放后,济南市及市辖各区认真贯彻《共同纲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企业,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私营工商业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发挥政府调控作用,有效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和居高不下的物价。此后,全面开展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改革,积极调整私营工商业,大力发展农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经过3年努力,六区和郊三、郊四、郊五区同全市一样,胜利完成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

  私营工商业快速恢复发展。解放初,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国营企业归市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辖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发展私营工商业。济南解放后,按照党的工商业政策,六区通过加强市场行政管理,取缔和限制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保障了正当工商业者的合法经营;通过贯彻工会法和加强对工会的组织领导,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团结了资方,发展了市场;通过提供贷款、供应原料、包销产品等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到1952年底,全区私营工业、手工业涉及行业达到42个;新增个体商户1073家、市场1处,泰丰园饭店、德馨斋酱园、宏济堂药店等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全市知名商业。另据机器、五金、百货、绸布、藤竹5个行业10个典型户统计,5个行业共实现营业额68.1亿元(旧人民币),比1950年增长63.6%。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西郊三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与发展,粮食总产、单产逐年增长。适应城市居民生活需求,蔬菜种植面积与产量逐步增加,品种达到20多个,并开始采取风障、阳畦等方式发展保护性栽培。同时,为解决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工具落后等问题,西郊地区的农民开始了建立常年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社的探索与尝试,为该地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借鉴经验。

  集体合作性质的工商业初步建立。适应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新建了具有集体合作性质的济南劳动自救服务社文具厂(后更名为济南铅笔厂)、济南运输公司市区运输部(后更名为济南第一运输公司)等工商企业。采取群众入股形式,先后建立了纬十路、纬七路、经七路纬九路、公义街、北大槐树、南大槐树北街、道德四街、五里牌坊等8处群众消费合作社和省立医院、市生建公司、济南面粉厂、济南水泥厂、济南被服厂、济南恒泰火柴厂、济南工业局二厂、华东军区后勤部106工厂等8处职工消费合作社。1950年1月,消费合作社改称供销合作社,由济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管辖。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已不再是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的考验,而是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为人民执政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之日起,丝毫没有放松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组织的发展

  济南解放之初,根据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指示,市辖各区区委统一设立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区政府统一设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税务稽征所。随着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经济发展和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的需要,区级组织机构不断调整完善。

  1948年11月,根据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指示,为做好对国民党军队人员的调查摸底和掌握利用工作,设立了区委联络部。12月,因调查摸底工作基本结束,前线作战需要,区委联络部全体成员奉调南下,至徐州执行新的任务,联络部随即撤销。

  1952年4月,为领导辖区征兵和民兵等工作,六区人民武装部成立。8月,六区人民政府民政调解股成立,负责调解处理辖区民事纠纷。12月,为适应国民经济恢复发展需要,区委增设工业科,负责管理区属工厂企业党的工作。

  济南解放初期,辖区解放前建立的地下党组织保持原有隶属关系,区委以下没有设立基层党组织,时有党员76名。1949年初,为支援前线作战,大批党员干部奉调南下,到年底全区仅有党员17名。

  1949年11月,市委作出《关于工厂建党的决定》。要求按照“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及时培养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由于辖区国营企业归市以上人民政府管理,区管企业绝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私营工厂,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尚不成熟,区委在较长时间内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发现、培养和考察积极分子上。1950年9月,区委开始设立基层党组织,分设机关、街道2个支部。

  1952年7月,本着“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全区发展1名新党员。同时,区机关调入部分干部,全区党员总数增至45名;区委下设3个街道支部和1个机关支部。1953年3月,继续贯彻“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区委以机关和私营工厂为重点,经过长期教育考察,吸收8名积极分子入党,其中机关4名,私营工厂4名。

  与此同时,区委还高度重视加强思想作风建设。1948年10月成立的区委学习委员会,负责全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随后,建立完善了每日两小时政治学习、每周一次党小组会、每月一次支部党员大会和不定期上党课等制度;成立机关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章、党员标准、党员修养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1949年2月 23日,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区委结合动员党员干部随军南下,围绕加强纪律性,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5月,利用机关干部学校,组织党员干部系统地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中央规定的《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理论书籍。1950年6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市委指示,区委发动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开展了批评。1951年6月,组织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报告会,对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党的历史和性质的教育。同时,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与各个运动相结合,注重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街道整风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树立优秀党员典型,发现错误倾向,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党员教育。

  二、整风和整党运动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少数党员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思想倾向,甚至还出现了违法乱纪、蜕化变质等严重问题。同时,随着党员队伍的发展,部分新党员还没受到足够的教育。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30日,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社论,全国轰轰烈烈的整顿干部作风、整顿党员作风运动开始。

  195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整党工作指示》。同月,中共济南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找批评,着重检查揭发了在领导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主要缺点错误。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和部署,区委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传达贯彻市党代会精神,分头总结工作,进行工作情况报告,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和不良思想作风;组织大家通过讨论分析,统一思想认识,结合实际检查是否存在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自上而下地进行整改。9月,在全区党员干部中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划分了3个学习小组,重点学习了毛泽东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和刘少奇关于“认真纠正缺点错误、整训干部”的讲话及有关文件;针对整风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分别进行研究,找出了根源,制定了改进措施: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提出整改措施。通过整改,进一步使广大干部认清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严重危害,自觉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至年底,全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整党。9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发布《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计划》,按学习整党文件、训练整党骨干、进行党员教育、做好整党典型试验四项重点进行整党。1952年2月和5月,在济南市及市辖各区全面整党过程中,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一场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整党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

  1952年7月30日,区委制定并公布了整党建党计划,开始进行全面整党建党。根据“三反”运动和整党建党中党员干部思想上暴露出的问题,区委按照先机关、后街道的步骤,采取听报告、座谈讨论等形式,组织全体党员以学习整党建党文件和党员八项条件为主,重温入党誓词、《党章》,学习时事政治,使大家充分认识整党建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了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在此基础上,发动党员紧密联系各自思想实际,结合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不求上进等问题进行自查和互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了纪律检查,对2名犯有包庇犯罪、敲诈勒索和贪污受贿的党员分别作出开除党籍和留党察看的处理。根据全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选拔出150名优秀店员充实到了各级领导岗位。在整党建党过程中,由于存在对积极分子的出身履历等把握不准的问题,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区委对积极分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分类排队,并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建立入党积极分子档案,加快了党员发展步伐。

  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提高了全区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为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加强对群团组织的领导

  济南解放后,在中共济南市委的领导下,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市、区范围普遍建立,并围绕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心任务,组织开展了抗美援朝、发展生产等工作。

  (一)工会组织

  1948年10月,济南市总工会筹委会成立。1949年9月1日,召开济南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并宣布济南市总工会成立。1951年9月,根据市委指示,济南市总工会第六区办事处成立,为市总工会派出机构。全区时有基层工会委员会5个,会员330名。当月,六区工会办事处在济南市纬十路小学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大会,3500余名群众参加了大会。

  随后,区工会办事处及各基层工会委员会,带领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私营企业民主改革,在工厂企业建立劳资协商委员会,订立劳动合同;组织开展检查贯彻执行《工会法》情况,发动职工检举揭发资本家不法行为,举报资本家偷漏税款5000多万元(旧币),清除了打进工人队伍的资产阶级“坐探”分子;围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发动职工修改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组织捐款1.3亿元(旧人民币);参与中苏友好活动,对职工进行了前途教育,建立中苏友好协会19个。各种活动的开展,使工会组织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952年底,全区基层工会委员会达到31个,发展会员1087人。

  (二)共青团组织

  1950年6月,根据市委指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济南市第七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全区时有基层团支部10个,团员100名。1951年1月,改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济南市第六区工作委员会。9月18日,团区工委召开了各界青年代表会议,到会代表177名。会议号召全区各行各业青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1952年9月25日至27日,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六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99人,列席代表9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团工委工作报告,学习讨论了区委和团市委领导讲话,选举产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六区第一届委员会。同年,建立了中国少年儿童队济南市第六区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组织建立后,立即组织领导全区青年投身革命和建设,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组织带领全区青年支持抗美援朝,先后成立板报组15个、文艺组15个、读报组54个,发动1400名团员青年举办各类讲座,组织团员青年捐款623万元(旧人民币)。到1952年底,全区基层团支部发展到25个,团员357人,成为重要的后备力量。

  (三)妇女联合会

  1950年10月,济南市第七区妇女工作筹备委员会成立。1951年6月18日,第六区各界家庭妇女筹备分会成立。1952年9月23日至24日,济南市第六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33名。会议听取了区妇代会筹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六区第一届民主妇女联合会成员,宣告济南市第六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全区时有基层妇代会7个。

  六区妇女联合会成立后,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开展拥军支前,发动5154名妇女给朝鲜前线志愿军写慰问信2000余封,寄送慰问袋170余个,缝制军衣8500件、军鞋500双、鞋底25542双,捐献1.6亿元(旧人民币),涌现出拥军模范小组44个、拥军模范83人。《婚姻法》颁布后,区妇女联合会组织12258名妇女参加学习,废除变相买卖婚姻24起,查处收养童养媳29起、早婚13起。扫盲运动中,组织667名文盲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与此同时,积极引导广大妇女自我解放,组织广大妇女参加了街道组织的缝纫、洗衣、做军服、砸石子、当壮工的劳动。

  与此同时,区委还高度重视团结各界人士工作,动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积极加强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团结和管理,开始筹备建立济南市第六区工商业联合会。

  六区群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支援抗美援朝、推进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私营工商业中,各人民团体受党的委托,在传达贯彻党的主张、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章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开展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建设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日益发展,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已具备条件。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到1956年,六区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认真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三大改造”,推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节 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总结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开始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9月,中共中央发布庆祝国庆4周年口号,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宣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成为这个历史时期全面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全国普遍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活动。

  1953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省级机关2000多名党员干部倾听了谭震林所作《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报告》。11月9日,中共济南市委向全市广大干部、工人、中小学教员、市民群众传达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12月3日、4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大张旗鼓地全面地深入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六区区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系统学习宣传活动,掀起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

  1953年12月中旬,区委以系统为单位组织报告会,辅助以学习讨论、知识测验、总结交流等措施,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集中学习。学习中,区委注重发挥带头作用,将学习总路线列入会议议程,做到了经常学习、讨论和研究。经过历时两个月的集中学习,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和实质有了比较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初步检查批判了工作中违反总路线的错误做法,提高了党员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调动了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1954年2月,依据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区委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学习计划,对学习的内容、时间、方法和目标提出要求,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宣传总路线的高潮。整个学习活动按照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动员阶段,以3天左右的时间,要求各支部结合学习情况进一步做好学习动员工作。

  第二阶段为学习阶段,以40天左右的时间,分五个学习单元进行了学习:

  第一个单元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基本懂得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与联系,了解第二阶段的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了解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需要较长时间的原因,了解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依据和内容与实质。

  第二个单元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了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和工业化对于实施“三大改造”的重要作用和要求;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正视建设中的困难,纠正违反总路线的错误做法,防止出现“保守”与“冒进”的思想倾向。

  第三个单元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了解农村经济的状况与特点,了解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针、政策;了解国家粮食政策对实现总路线的重要作用;纠正对农民的错误认识。

  第四个单元是“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求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以及对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了解改造的步骤、方法、措施及基本原则;批判急躁情绪和右的错误思想。

  第五个单元是“加强党的领导”。要求了解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和从哪些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了解巩固政权是贯彻总路线的保证和贯彻总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旗帜;联系实际批判削弱党的领导的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思想。

  第三阶段为总结阶段,以10天左右的时间,进行了学习总路线的学习测验和总结。

  区委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总路线的重要性,防止出现“差不多”和“没有新问题”的思想;主动联系实际检查和纠正违反总路线的做法和思想。切实加强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确保学习活动取得切实效果。

  通过两个月的系统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总路线提出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贯彻步骤和原则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向,也打消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

  1954年4月,区委制定学习计划,对学习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作出部署。学习活动根据党员干部与党外干部的不同,确定学习时间和内容,提出不同要求。经过40天的学习,通过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增强党的团结决议》等文件,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区广大党员和干部全面领会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实质,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加强了党的团结,增强了自觉抵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和意识,为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坚强组织基础。

  11月,区委再次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宣传教育活动。各级党组织围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艰苦奋斗,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等专题,进行了讨论学习。同时结合增产节约运动,以鲁西火柴厂、织布业15家联营社为重点,开展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了互助合作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进一步明确了党和政府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道路和基本任务,认识到了工人阶级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领导责任和作用,社会主义的觉悟进一步提高。

  12月,结合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区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明确了国民经济计划化对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提高了对于搞好工业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认识,为后来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提供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1955年以后,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贯穿全区思想建设的主线,并一直持续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民教育,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使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前途深入人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途径政策深入人心,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想深入人心,推动了全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

  第二节 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发展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从1953年起,全区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和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开端

  1952年,为了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编制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规定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对资本主义工业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将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同时,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

  从1952年开始,济南市开始编制并实施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济南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建设新时期。“一五”期间,济南市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并逐步建立完善。包括六区在内,市内各区分别承担了全市部分计划指标。因此,市内各区经济计划管理是与全市同步建立的。

  第一阶段(1954年10月市计委成立之前):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公布《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根据《暂行办法》规定和华东区财经委员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指标,济南市财经委员会编制了全市1953年、1954年地方工业生产、商品流通和基本建设等经济建设计划。这一时期,尽管计划经济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甚至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盲目性,但对全市的经济建设仍起到了很大指导作用,为实行计划经济和进行大规模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二阶段(1954年10月至1955年底):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草案)》。1954年10月,济南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随后,召开全市计划工作会议和专业会议,研究上级规定的控制指标,核对1954年预计完成指标,编制了1955年度全市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根据国家“一五”计划和山东省“一五”计划纲要,编制了济南市地方工业、商品流转、公用事业等五年计划。这些计划,标志着济南市经济建设开始逐步朝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迈进。

  第三阶段(1956年至1957年):1956年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按照《通则》规定,济南市认真吸取前些年计划编制工作的经验教训,更加注重各经济部门和经济成分的综合平衡,较好地编制和执行了1956年和1957年年度计划,体现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的原则,适应了有计划按比例大规模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五”期间,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贯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原则,区委、区政府组织各厂矿企业认真制定各自的生产计划和指标任务。这些计划既是全市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省计划和全国计划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编制实施,标志着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开始了有计划按比例大规模经济发展新时期。

  二、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发展

  “一五”期间,济南市所辖各区主要执行全市的计划指标和生产任务。按照全市年度计划和“一五”计划,全区认真落实各项措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与农业发展

  1953年,山东省遭受了空前的水灾以及冻、旱、风雹、病虫等自然灾害。7、8月间,济南地区降雨成灾、内河漫溢,多处排洪河道决口,大片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人畜伤亡严重。灾害发生后,区委、区政府在及时发放救济款与救济粮和修复倒塌房屋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和社会互助。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安排灾区青壮年劳力就业,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出路问题。组织广大群众防汛排涝和秋收秋种,对受灾特别严重的村庄进行了急救。发动群众亲帮亲、邻帮邻,妥善解决了无宿、无衣、无粮灾民生活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合作社、银行等对灾民提供支持,通过发展副业和开展手工生产增加了灾民收入。由于帮扶措施及时,组织群众积极补种抢收,1953年农业生产仍保持了常年水平。

  从1953年开始,区委、区政府发动群众兴修农田水利,改进耕作制度,增种高产作物,普及农业技术,推广新式农具,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兴修农田水利。根据辖区西北部地势低洼、涝灾频发的实际,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先后对多条防洪河道进行了疏浚改造。1953年,组织开挖了美里庄至羊涓湖南侧、长达5142米的排水沟。1954年,对腊山河进行改造,修建了长2209米的分洪沟,将大杨庄以南洪水截流进入玉符河。同年,投资1.46万元,对睦里闸进行改建,开挖水渠330米,将人力启闭闸门改为3台涡轮机启闭。1956年,对南太平河进行整修疏浚。防洪河道的疏浚改造,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极大地提高了农田灌溉能力。

  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后,发动群众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大力推广新型生产工具和技术,建立了国营西郊拖拉机站,配备拖拉机12台,提高了农业耕种运输能力;普及推广解放式皮钱水车,农田灌溉能力大大提高。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适应城市居民生活需要,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蔬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品种日益丰富。大力推广蔬菜栽培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蔬菜产量。1955年,蔬菜技术员齐伯彦在老屯村建起了西郊第一个蔬菜温室。1956年,以老屯、刘家场、闫千户为中心,形成了大面积的玻璃阳畦蔬菜大棚。辖区农村地区成为济南市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

  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和生产条件的改进,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1954年,辖区农业实现了灾后恢复。1955年,农业生产进一步好转,农业总产值继续增长。1956年,农业获得空前丰收。粮食单产达到150公斤左右,比1949年增长35.1%;蔬菜总产量和平均亩产量持续增长,呈现出兴盛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地方工业初步发展

  按照济南市经济发展“一五”计划,全区各工业企业持续开展了以技术革新为主的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1953年1月,济南市召开全市劳模大会,号召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劳动竞赛的要求,区委、区政府以增加企业生产为中心,在地方国营企业开展了以查问题、定计划为内容的生产改革运动。通过学习推广先进经验,分析查找问题,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讨论制定计划,将完成生产计划转变为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在私营工业企业继续开展民主团结运动,通过缓和劳资关系,加强工人内部团结,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工业计划的完成。4月,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运动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的紧急通知》。区工会积极发动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并与开展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经验、实施技术革新和争当先进生产者相结合,将劳动竞赛不断推向了新水平。

  1954年7月,中共济南市委发出在工厂企业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把劳动竞赛继续向前推进。按照市委指示精神,六区以织布业15个联社为重点,组织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同时,针对各企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继续开展了提合理化建议、推广先进经验、改进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

  1955年7月,区委、区政府以私营工业为重点,集中开展了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材物料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批判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与小工厂、小企业无关的思想,强调了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激发了广大职工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第四季度,通过各种形式,检查批判了企业领导落后于群众的保守思想,对全区11个行业、42个工厂提出了提高质量、厉行节约的具体指标以及实现指标的相应措施,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了深入。

  1956年2月,按照市委、市人委提出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劳动竞赛原则,区委、区人委在地方国营工厂和公私合营工厂,继续开展了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节约原材物料为主要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全区27个地方国营工厂和公私合营工厂都开展了同工种班组竞赛和科室同业务竞赛,8个工厂参加了厂际竞赛,15个工厂制定了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计划。企业领导干部自觉克服了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实际的保守思想;广大职工积极学习推广先进经验,开展了先进带落后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工业产品质量得到普遍提高。1956年,济南铁工厂实际完成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工业利润分别是1953年的2.23倍、1.98倍、6.54倍,生产成本降低49.1%。义顺铁工厂积极改造下料机,提高生产效率3倍以上;大章修理厂不断改进皮带轮技术,使机器运转率由每分钟300转提高为900转,创造了日产旋横轴260个的新纪录。

  以技术革新为主的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劳动成本普遍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普遍提高,不仅保证了国家计划的完成,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也为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城市基本建设

  济南解放前夕,辖区道路总长2.99万米,土路和碎石路占82.8%;下水道总长2.24万米,石板沟、明沟占94%;除经一路至经四路、纬五路至纬八路区域外,其他街道均未安装路灯。居民用水主要是井水。城市建设管理严重落后。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改善群众生活,辖区以道路建设为重点的城市基本建设逐步展开。

  重点改建纬十二路。纬十二路北起堤口路,南至经十路,是当时辖区最长的城市干道。1952年7月,济南市市政公司对纬十二路南段经二路至经十路1550米路段进行整修,路面铺为碎石路,道路两侧铺装路沿石,修建了绿化隔离带。1954年9月,对纬十二路北段经二路以北路段进行整修,路面铺设为沥青路。随后,又对纬十二路进行了慢车道展宽、南段铺设沥青路面和人行道铺设水泥花砖等整修工作。纬十二路沿线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经济繁华地段。

  加强市政管理。成立了济南市卫生工程第七队,配有职工40余人和人力花轱辘车10辆。其中10人负责道路保洁,30人负责垃圾清运。1956年,区内拆除了砖砌垃圾池,花轱辘车为地排车和马车所替代,改为拉车摇铃收集垃圾和清运垃圾。自1953年起,区内较大街巷开始逐步安装路灯;自1956年起,市自来水公司在辖区修建供水站供居民用水,服务半径达到180到250米。随着城市道路的拓宽改造,逐步将城市明沟扩挖改造为暗沟,美化了生产生活环境。

  重视房管工作。1955年10月,设立了区房管建设科,负责辖区私房管理。同年冬,进行了第二次房产普查,为完善房产管理提供了第一手可靠资料。据统计,全区时有房屋总面积103.7万平方米,其中公房80.4万平方米,私房23.3万平方米。民用公房的租金收取分为登门收缴与单位统收两种。登门收缴即房管员直接上门收缴或由居民小组代收。单位统收即职工所在单位财务部门按月在职工工资中扣除,通过银行托收承付。新中国成立初期,私房的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均实行自由交易;1950年4月,济南市房地产交易所成立后,私房交易在房地产交易所进行。1951年11月和1955年7月,市政府先后颁布《济南市私有房屋租赁暂行办法》和《济南市私有房屋租金暂行标准》,将私有房屋划分为九等二十级,根据房屋建筑情况、耐用年限、造价及规定租金计算月租。对于房屋的维修,公房按照“以租养房”和“以修为主”的原则,重点进行危漏公房修缮;私房维修采取房主自行维修和房主与租户协商维修的方式进行。1953年到1956年,政府先后拨款2459元予以救济,帮助群众自修房屋8481间。

  (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一五”期间,在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同时,兼顾了文教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根据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从1953年到1955年,区委、区政府对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系统整顿,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改革,改进了课堂教学,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以改造私立学校、新建改建学校为主,加快了教育资源的整合。1955年,将私立民利小学并入纬十路小学。1956年7月,私立四育小学、光华小学并入纬十二路小学;8月,私立建华小学改造为公立北大槐树中街小学,私立平庸小学、培英小学合并为公立道德街小学,私立振兴街小学改造为公立振兴街小学,私立正光小学改建为公立纬六路小学,五里牌坊小学由郊区划入辖区管理,经一路小学改称纬八路小学。至此,所有教会小学、私立小学均改为公立小学。到1956年底,小学在校生达13182人,较1953年增长26.6%。同时,职工成人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入学人数达到9624人,其中职工2626人,机关干部1178人,居民群众4711人,社员1109人。

  围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1953年到1954年,全区编排演出节目300余个,组织晚会、巡回演出200余场,观众达20余万人次。举办了戏剧、美术、音乐等各类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1200余名,帮助18个中小型工厂建立了俱乐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1955年,为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配备了音乐、美术、戏剧等10余名专业干部,以指导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培养群众文化骨干;设置了图书阅览室、美术室、活动室、化妆室,购置了演出服装、道具、器乐等。1956年,区文化科成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与此同时,卫生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按照中央提出的“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抽调7708名机关、工厂、学校人员,组成了35个卫生组、404个突击队,采取分片、分段、分院包干的办法,开展了以除“四害”、水源保洁、卫生扫除等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保证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在11所工厂建立了保健站,56个工厂、手工业社与医疗部门机构订立了生产保健合同,开展了炊事员卫生常识培训。加强了对饮食行业与饮食摊贩的管理,开展了划区医疗试点,贯彻了就近就医原则。1956年2月,为满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将第六联合诊所、两个分诊所和4个联合妇幼保健站合并,成立了槐荫区联合医院。组织开展了向中医专家学习活动,提高了广大医务人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设立了槐荫区卫生防疫站,把防治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严重疾病作为首要任务,开展了黑热、霍乱、麻风、伤寒、结核等疾病的防治和卫生宣传、计划免疫等工作。1956年3月,将工厂妇幼保健站与第六区卫生所合并,成立了槐荫区妇幼保健站,开展了妇幼卫生知识宣传,推广了新法接生。

  三、贯彻统购统销政策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粮食需求急剧扩大,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操纵市场现象。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支持。同时,粮食又是稳定市场物价、保证国家安全、安定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

  1953年10月27日,中共济南市委向各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市委《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与面粉计划供应的方案》,宣布自11月1日起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即各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国营工厂商业及私营工厂商店、街道居民食品工业及熟食业等,均按每月实需面粉数量编制计划,经各级粮食部门审核批准,实行定量定点供应。面粉实行计划供应后,迅即引起了其他主粮市场的紧张。11月7日,全市实行全部主粮计划供应。12月1日,为节省细粮,全市实行了面粉、大米分等定量计划供应。

  10月28日,区委召开统购统销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区统购统销办公室具体负责,并在层层动员的基础上,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

  搞好宣传发动。统购统销办公室成立后,立即抽调部分机关干部和报告员,组成宣传队伍,进行集中培训。11月1日,召开15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实行统购统销动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及具体贯彻意见,进行宣传发动。晚上,组织部分区属干部和报告员分赴各街道居民委员会,走家入户,向居民群众传达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及具体方案,进行宣传发动和释疑解答。11月2日,辖区居民开始订立面粉计划。3日,订立计划工作全部结束。实行全部主粮计划供应后,采取同样的方式和步骤进行宣传发动。到11月13日,居民订立主粮计划工作结束。

  确定供应网点。本着方便群众的原则,根据供应能力大小和地区人口多少,确定了8处合作社和零售店、7处私人代销店作为面粉计划供应点。同时,针对部分地区网点较少的实际,新建了3处面粉供应店。至此,面粉供应网点达到18处,基本覆盖到辖区的各个角落。大的网点可以供应13000多人食用面粉,小的可以供应1000多人,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群众。

  打击私商粮贩。济南解放初期,辖区有私营粮食业户114家(粮商7家、面粉商11家、磨坊96家),设有国营济南面粉厂及北大槐树、南辛庄、五里牌坊、营市街等4处粮食市场。1949年12月,设立了国营纬十二路粮店。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由于粮食自由市场被取缔,部分私商粮贩严重不满,个别不法商贩则采取到政府请愿和私自贩卖粮食等方式进行抵制。为此,区委按照“先宽后严”的政策,采取批评教育、警告、处罚、拘留等形式,对不法商贩进行了打击,保障了统购统销政策的落实。

  12月下旬,为保证粮食计划供应,六区以粮食科为主,与区公安分局、工商科等组成检查组,对辖区粮店、磨坊、饭店等营业网点进行了重点检查,对个别哄抬物价、私贩粮食的不法私商粮贩进行了打击,对部分工作态度差、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低的粮店员工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此后,还加强了面食熟食市场的管理,调整增加了流动人口、不同风俗群众的粮食计划,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

  1955年8月,中央连续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辖区农村根据实际,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定产、定购和定销。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既保证了粮食基本供应,稳定了粮价,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又推动了农业的互助合作,推动了对私营粮商的改造,从而带动了对其他私营工商业的改造。1955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辖区私营粮食代销点全部转为国营粮店。粮价稳定,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物价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这正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

  粮与油相互依存,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不久,对食油也实行了计划供应。早在1953年8月,济南市就加强了食油市场管理,通过采取降低国营公司批发起点、停止供应批发商、停止榨油厂自营、紧缩供应零售商等措施,制止了不法商贩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现象。由于对食油供应紧张情况估计不足,周围城市已经实行计划供应,1954年3月起,济南市发生了市民排队争购食油现象。1954年4月8日,济南市公布食油计划供应暂行办法,实行计划供应。按照市委部署,六区对广大居民群众进行广泛发动和深入教育,随后,公布了留用代销业户,集中发放了购油券,并自5月起实行了食油定量计划供应。

  1954年9月,国家宣布对棉花、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9月13日,按照中央和省、市要求,区委召开街道基层干部会议进行动员。随后,分别召开了街道居民大会和工厂商店职工大会,对18000余群众开展了宣传教育。与此同时,开始发放布票。到14日晚,全区共发放布票1260338尺,标志着棉花、棉布计划供应的完成。

  粮油棉统购统销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油棉供应紧张的形势,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满足了工业化的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这个政策是必要的。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对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和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较大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粮油棉统购统销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最突出的是它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的作用发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

  四、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一五”计划,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加速工业化形成的资金压力巨大。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4年起连续5年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以筹集建设资金。

  1953年12月9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对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利息、支付形式、支付年限及发行目的、认购时间、推销方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搞好公债的推销认购,经区委、区政府研究,成立了区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委员会,并按照由点到面、先干部后群众和“自愿量力”原则,先期选择私营企业中的建中烟厂、大章铁工厂和街道上的第五居委会进行了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确定了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工作步骤:宣传发动、认购打算、个人认购。

  1954年2月18日,六区开始推销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为了搞好宣传发动,结合学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区先后召开公债推销动员报告会342个,14100余名市民群众和85%的私营厂店职工参加了报告会,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通过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和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性教育,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激发了认购经济建设公债、支援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到1954年3月上旬,按照自愿量力原则,全区人民群众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75564万元(旧人民币),超出预定计划12.2%。

  1954年到1958年,由于公债推销组织健全,长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全区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全区每年都能圆满完成上级分配的建设公债认购任务。全区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了国家建设。

  第三节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落实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辖区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个体生产方式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也无力抵御灾荒,无力扩大再生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粮食需求急剧扩大,全国各地出现了粮食供不应求、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操纵市场现象。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价格日益稳定,但实行工业化必须依靠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贯彻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由创办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互助组,到创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创办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工业化发展的带动下走集体化与合作化道路,便成为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又提倡通过“组织起来”发展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1952年,市委发出“组织起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号召。辖区农民积极响应号召,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季节性互助组和常年性互助组的形式,“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这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始。这些互助组坚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采取换工形式实行生产合作,弥补了个体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不足,提高了集体抗风险能力,增加了农业产量,农民普遍表示欢迎,并纷纷参加创办生产互助组。至此,辖区20%的农民参加了生产互助组。其中,彭庄的彭殿洪、大金庄的姚学禹、段店村的井恩厚、老屯村的刘长友等,还建立了常年性互助组。

  1953年上半年,区委、区政府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进行了整顿。由于此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急躁情绪,互助组创办工作出现了盲目冒进现象,加之政府部门缺乏具体指导,致使部分创办不久的互助合作组织很快就解散垮掉。结合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通过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指示,批判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并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整顿。经过春夏两季的整顿,到1953年9月基本扭转了合作化运动中的错误偏向,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得到了巩固。

  (二)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前,辖区已经进行了从建立临时性互助组和常年性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探索。早在1952年11月,农民王振善带领11个农户就建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并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决议》公布后,对全国各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大规模的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活动,使广大农民普遍接受了农业生产方向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教育,充分认识到小农经济的弊端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按照《决议》精神,区委迅速把工作重点由领导互助合作转移到发展农业合作社上,全区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进入大发展时期。初级农业合作社按照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原则,采取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方式,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特别是毛泽东接见王振善,进一步激发了全区农民办社、入社的积极性。到1955年底,全区入社农户达到20%。其中,药山区6个乡和玉符河3个乡(今属吴家堡地区)建立初级合作社44个, 809户农民入了社,占农户总数的18.7%;另创建了251个互助组,1794户农民加入互助组。

  (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逐步建立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如何应对和避免出现的问题。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1月,国务院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2月,毛泽东主持选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汇编,介绍推广各地办社的先进经验。12月3日,中共山东省委作出《为加快农业合作化及提前超额完成农业增产任务而奋斗的决议》。12月7日,郊区工委召开会议,决定修订农业合作化规划,要求1956年底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1958年前基本上完成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并规定了合作化的进度和指标。

  1955年10月,响应中央和省、市委号召,辖区农民王振善带头成立了全区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同年冬,演马庄、于家庄、赵家庄、董家庄开始试办高级社。1956年1月,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加入合作社的高潮。与此同时,通过扩社、并社与建立新社等方式,高级农业合作社成批建立。此后,针对生产关系变动过快引起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混乱等问题,全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帮助合作社进行整顿,逐步建立健全了合作社财务、包工包产、定额管理等制度,规范了农业合作社的运营。到年底,全区共建立高级社20个,入社农户达到了95%以上。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折价入社,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固定到队;合作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政策;社员实行按劳分配,采取评工计分和劳动定额记工办法,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比1955年集体平均增产19.2%;社员平均增收20%。至此,辖区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和按劳分配的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标志着农村集体所有制在辖区基本建立。

  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解决了农民个体在抵御自然灾害、兴修水利及采用机械化等先进技术方面的局限性,从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几年内实现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急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特点。但由于发展中存在急躁冒进情绪,工作过粗过急,形式过于简单,也遗留了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辖区是济南市个体手工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与全国一样,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全区个体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到1954年11月,个体手工业户已达到935家,从业人员有2152人。但是,这些手工业户绝大多数属简单小商品生产,户均从业人员不足3人,生产设备极其简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要适应随之而来的国家计划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必须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协作生产,走集体合作化道路。1953年底,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提出,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通过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三种过渡形式,引导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统一部署,辖区逐步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初期的手工业合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区委、区政府对个体手工业实行供应原材料、加工、订货、包销以及税收、价格、信贷等多种形式的扶持,引导他们向集体合作化方向发展。1949年5月,为安置失业手工业工人就业,在全区建立了4个油漆组、5个木工组和1个小型铁工厂。这些带有初步合作性质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普遍效益较好,受到了手工业者的欢迎,为普遍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创造了条件。此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扶持,个体手工业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认识到仿照国营企业进行协作生产的优越性,进一步激发了手工业者建立合作组织的积极性。1952年,济生电器工业社、信昌电器工业社、德祥电器工业社率先实现了联营合作生产,成立了济生电器厂。

  这些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协作生产的手工业合作组织,虽未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却初步改变了小生产者分散与保守的弱点,生产成本不断降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员收入和共有积累不断增加,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二)手工业合作化普遍发展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贯彻,全区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1954年1月,贯彻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市委制定并公布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案,指出对手工业改造必须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原则,从生产小组或生产供销合作社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小到大、由低级组织形式向高级组织形式的过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全区手工业劳动者积极响应号召,纷纷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辖区的手工业合作组织进入普遍发展阶段。

  1954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手工业视为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月,为进一步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区政府设立了手工业管理科,并对全区个体手工业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为正在进行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当年,机械铁加工、建材石料、印刷装订、缝纫纺织、藤竹编制等行业均实现了合作生产。

  12月,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对手工业合作化作出新部署。1955年初,山东省手工业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指出,按照中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有准备、有步骤地实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会议精神,本着有利于生产经营、便利群众、保证社员收入的原则,进行了建社扩社工作。1955年8月,区手工业劳动者分会成立,并制定了《手工业劳动者分会试行章程(草案)》。作为手工业劳动者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手工业劳动者分会在团结教育手工业者、促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组织和机构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手工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到1955年底,全区建立起了33个生产(供销)合作社(组),入社社员达到1115人。手工业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在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要和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不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基本贯彻了稳步发展的方针,普遍经过初级形式的供销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社,然后再转为高级形式的生产合作社,实现了由初级组织形式向高级组织形式的过渡。但在手工业合作化初期,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求稳保守思想,对于部分自发建立的手工业合作组织不予承认,严重挫伤了手工业劳动者合作入社的积极性。区委、区政府及时采取措施,通过批判保守思想,使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

  (三)基本完成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决议》。区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决议精神,部署集中学习活动,加快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热潮的推动下,全区的手工业改造也掀起高潮。特别是1956年1月15日北京首先宣布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济南市统一要求,效仿北京做法,全区在很短时间内全部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3138名手工业者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并按行业和经营特点组成了8个高级社、21个初级社、29个供销生产组和临时社员小组。至此,全区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个体手工业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重大变革。

  1956年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已不再限于手工业劳动者,而是整地区、整行业的合作;也不再是从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过渡,而是采取了老社扩大或直接组织新社的形式。由于合作化步子过快,忽视了手工业传统经营的特点,甚至出现了非手工业者合作入社现象,加上并社后实行统一计算亏盈,一度影响了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这些情况,区委、区政府对合作社进行了初步整顿,通过调整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经营形式,梳理合作社的供销渠道,对部分明显不宜集中生产或统一核算的社(组)进行了整顿。到1956年底,全区还有手工业合作社(组)54个,社员3200人。

  手工业合作化的完成和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为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合作化过程中存在急躁冒进情绪,错误地认为合作化就是大集中,对于不同类型的手工业社(组)不加区别地进行集中,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协作关系和供销关系,造成了生产秩序混乱和效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引起社员不满。

  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政策,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入初级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随后,采取公私合营方式,实现了从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并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

  解放之初,为了促进私营工商业尽快恢复和发展,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区委、区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不仅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尽快恢复和发展,也逐步将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计划的轨道。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国营经济逐渐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私营工商业对国营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到1952年底,全区绝大多数10人以上的私营工商业参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

  (二)开始有计划的公私合营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随着学习贯彻总路线高潮的兴起,区委、区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商业者学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使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但也有少数资本家私下通过抽逃资金、借口分红等形式对抗社会主义改造。为此,区委、区政府对私营企业盈余分配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制止了不法资本家的错误行为,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保证了生产和营业资金的扩大,为即将开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准备。

  1954年,按照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全区开始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12月,中央提出了“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区委、区政府要求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采取单独合营、私私并厂、先并后合等形式,把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与合并,以解决普遍存在的公私关系、清产定股、利润分配以及对资产阶级人员的安排使用等问题,然后有计划地对私营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全区私营工厂基本实现了联营生产,济生电器厂等企业还实现了单户公私合营。

  与此同时,全区对私营商业也进行了初步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秋,国家实行粮、油、棉布统购统销,将这些生活必需品纳入计划收购轨道,取消了此类产品领域的资本主义流通和分配方式,既推动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又使国内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私营零售商更加依赖国营经济,为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铺平了道路。1954年初,为了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扩大商品流转,按照“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原则,对全区商业进行了适当调整。11月,根据市委指示精神,区委、区政府开始对棉布摊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试点。1955年3月,对全区商业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随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和商业调查的基础上,区委、区政府采取经销、批购等形式,对茶叶、烟酒、百货、木柴、煤炭等各行业的私商进行初步改造。至6月底,159户零售商走上了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道路。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以前,全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稳步前进,发展比较顺利。从1955年冬到1956年春,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影响,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由个别合营迅速发展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区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提出采取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从个别企业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12月,济南市传达中央指示精神,讨论确定到1956年底实现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市委决定仿效北京做法,争取春节前将全市4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私营零售坐商以及个体手工业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

  1956年1月23日,按照市委要求,为尽快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区委成立了37人组成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委员会,集中主要力量,注重依靠和发动群众,加强思想领导,促进了公私合营工作的进展。2月18日,区委召开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市人委《加强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工商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决议》,对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教育,并开始私营工商业的清产核资和人事安排,从思想和组织上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日,经市人委批准,全区45个行业的965户工商业户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其中,对私营商业的改造方面,202户个体商贩组成公私合营商店,413户个体商贩组成42个自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同时,2373户个体商贩还组成199个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组织起来的个体商贩占到全区商贩总户数的88.38%。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全区进行了清产核资、盈余分配、人事安排等改组调整。通过清产核资,解决了盈余分配和债权债务等问题,适当确定了资本家拥有的股权及分配比例,资本家改为领取定息。其中商业方面,动员36户资本家退出新增资产53631元,对原有的269名资方人员适当安排了工作。通过对私改造,资本家不再拥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人事调配权和经营管理权,但仍参加企业工作和管理,企业性质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

  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全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合营改造,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由于改造步伐加快,要求过高过急,工作过于粗糙,对一些合营企业不适当地进行了裁、并、改,致使生产经营品种减少,影响了市场供销关系;对一些工商业者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存在“左”的倾向,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全区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尽管存在缺点和问题,但毕竟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灭了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四节 过渡时期的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

  1955年9月29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市辖区及县辖区公所的名称应改按地名称呼的规定》,经济南市人民委员会研究并报经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六区因古有大槐树庄改称槐荫区。中共济南市第六区区委随之改称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同时成立区委常务委员会;济南市第六区人民政府改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委员会(简称“区人委”)。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是槐荫区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初步建立。为了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中共中央提出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召开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实施。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六区组织进行人民代表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一)第一次全区公民普选

  1953年4月,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政务院发出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指示。随后,山东省选举委员会成立,并通过了《山东省选举委员会基层选举工作实施方案》。

  5月,六区成立选举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普选工作。同时确定,采取普遍、直接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区级人民政府;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原则,开始普选人民代表的筹备,并组成工作组进入二合里地区开展普选试点。

  6月1日,全区普选试点工作开始。经过了解情况、建立组织、培训干部、宣传发动、提出代表候选人、划分选区、分设投票点及清理社会遗留问题、开展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等环节,大张旗鼓地宣传普选工作的重大意义,组织选民在指定投票点郑重选举投票,选举产生了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试点工作结束后,六区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立即展开选民登记和普选代表工作。

  同时,按照“精确无误、不重不漏”的原则,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区人口调查。统计表明:全区常住人口共105960人,其中男60143人,女45817人;汉族88484人,回族3197人,满族64人,蒙古族2人,撒克逊族1人,犹太族1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56%。

  在此基础上,全区选出人民代表117人(不含区划变动外区转入代表22名)。其中,干部代表14人,工人代表30人,解放军代表2人,文教代表7人,医疗卫生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14人,少数民族代表2人,其他方面的代表45人,保证了各阶级、各民族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名额,充分体现了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1953年10月12日,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代表共117人,包括工人、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人士等各方面代表,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济南市第六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济南解放4年来的全区工作,肯定了在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及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号召全区人民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做好优抚工作;发展生产,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贯彻中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质保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为国家民主化、工业化而奋斗。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区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11人,刘雨轩当选为区长,袁磊、路怀长当选为副区长。

  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任期3年4个月,先后召开7次全体会议。

  1954年4月3日到4日,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区政府贯彻执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要求全区人民继续深入贯彻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开展对粮食投机奸商的斗争,保证国家粮食政策的贯彻执行。

  6月20到21日,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高启云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选举产生了出席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2名。

  7月25日到26日,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及市场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区人民政府议案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会议决定深入发动全区企业职工参加以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爱国守法教育;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逐步开展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5月28日,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劳动就业、社会救济及节约粮食问题的报告,传达了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补选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名。

  8月3日到5日,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区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将济南市第六区人民政府改为济南市槐荫区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区人民委员会委员16人,袁磊当选为区长,路怀长、刘德芝当选为副区长。选举刘中庆为区人民法院院长。

  1956年4月23日到25日,槐荫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区人民委员会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全区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下,贯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多快好省的方针,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会议补选孙发善为区长,司林魁为副区长。

  (三)广泛开展宪法草案讨论与《宪法》的学习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同时,确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3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形成。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宪法草案全文,发表了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

  1954年6月17日,根据中央和省、市部署,六区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区宪法草案学习讨论工作。此后,全区掀起了宪法草案学习讨论活动的高潮。

  全区的宪法草案学习讨论活动是采取按篇授课、逐条讨论的形式进行的。宪法草案学习讨论活动一直持续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审议通过后,六区立即转入了对《宪法》的学习。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活动,广大人民群众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充分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认识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提高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觉悟。

  随着人民代表普选工作的开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全区人民开天辟地地第一次真正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力,直接选举产生了自己所信赖的人民代表,标志着辖区民主政治建设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二、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松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而且采取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统战组织和形式,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高权力。在地方,采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形式,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权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区委更加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以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1951年8月,济南市第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同时选举产生了六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作为各代会休会期间联系人民群众、督促政府落实各代会决议、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执行机构,并组织动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参加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运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区委统战工作主要是动员和鼓励工商业者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参政议政。

  1956年初,全区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为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的思想改造,区委决定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3月3日,经过精心筹备,中共槐荫区委统战部正式成立,并开始进行区政协成立前的准备和区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代表选举工作。同时,区委统战部配合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展开,还组织进行了资产阶级分子建档排队、社会人士调查、各种档案材料建立以及掌握协调合营企业的公司共事关系等工作;加强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教育,增强和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开展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政策的检查,保证了以教育为主的统战方针的贯彻落实,加强了统一战线思想教育,提高了各级党组织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在改善党与非党关系、党与人民群众关系、合营企业公私共事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参政议政和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65名党外人士先后被推选为市、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委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2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力量,大规模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在几年内使我国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要求,槐荫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和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精神,明确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发生的根本变化。重视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有重点地培养知识分子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责任,自觉进行改造,努力提高业务和思想水平。广大知识分子在全区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被推选为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

  与此同时,贯彻中央团结、教育、改造方针,槐荫区成立了对资改造委员会,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和改造,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按照“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原则,在保证国家干部领导合营企业的前提下,参照资方原任职务和管理技能,对资方实职人员作了相应安排。同时,还落实了资方人员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及私股定息政策,较好地团结了资方人员,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自觉接受改造,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者。

  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安排少数民族代表参政议政,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针对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困难实际,积极引导他们发展生产;调整少数民族职业结构,帮助他们解决在就业、转业中的实际困难。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对回民开斋节所用油、面和土葬所用白布给予优先保证供应,使回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得到了尊重。

  加强了侨务工作,召开全区归国华侨、侨胞侨眷及港澳同胞家属座谈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改进了工作,对生活困难的给予了生活帮助,对未就业的安置了工作,密切了他们与政府的联系,增强了侨胞的爱国主义情感。

  与此同时,各人民团体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是工会组织。1953年11月,市总工会第六区办事处改为市工会联合会第六区办事处。1955年9月,改称济南市工会联合会槐荫区办事处。二是妇联组织。1954年3月1日至3日,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15人。会议听取了区委书记范玲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上届区妇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区第二届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三是共青团工作。1955年12月25日至26日,团区委召开第二次团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0名。大会审议讨论了团区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团区委组成人员。四是工商联。1953年12月24日,济南市第六区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成立,开始筹建成立第六区工商业联合会。1955年9月,改称济南市槐荫区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各人民团体紧紧围绕发展生产、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工作,组织开展了大量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加强党的团结与审干肃反运动

  (一)“新三反”斗争

  1952年11月17日,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详细列举了基层干部存在的强迫命令作风、违法乱纪情况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提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意见。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东分局的报告,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随后,省、市委相继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1953年2月4日,区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以及省、市委动员会议精神,从检查人民来信处理情况入手,联系实际,制定计划,自上而下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新三反”斗争。此后,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参加了政治理论学习,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检查了各级领导班子及成员存在的问题,形成检查报告。11日,区委向全区党员干部作报告,着重指出在机关干部中存在组织涣散、不团结和个别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号召全区党组织动员起来,结合工作实际,提倡和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向危害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13日,“新三反”斗争转入对照检查阶段。区委通过座谈讨论等形式,进一步征求基层群众意见,修改完善领导检查报告,并结合机关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纪律松弛和命令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6月,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新三反”斗争提出新要求。根据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区委认真检查了“新三反”运动中对运动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联系实际不够、重点不突出等问题。此后,结合人民代表普选,区委直接面向群众征求意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群众提出的361条意见进行了集中处理。

  “新三反”运动期间,区委主要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即一面由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自上而下地层层带动,检讨官僚主义作风;一面抓紧处理最突出的问题,引导具有命令主义作风的干部进行检讨。既改善和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又保护和教育了大多数基层干部。

  经过半年多的“新三反”运动,全区各级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得到了遏制和纠正,树立了深入和民主的作风;健全了区委集体决策制度,明确了成员分工,加强了统一领导;绝大多数工厂、企业建立了规章制度,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二)审干肃反运动

  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在2到3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1954年10月,中共济南市委在初审排队的基础上,开始对全市干部进行审查,同时作出继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腐化堕落斗争的决定。

  1954年11月,区委在积极进行审干工作准备的同时,按照市委要求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腐化堕落斗争。为了搞好这次运动,区委召开了各支部成员、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党员骨干分子大会,传达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和区委具体部署。11月3日,在各单位初审排队的基础上,区委召开全体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发动,全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腐化堕落斗争全面展开。自此到11月15日,全区共揭发查处贪污分子14名,并分别给予了行政撤职处分等处理。

  1955年1月,经过深入调查摸底和初审排队,区委制定审查干部工作总计划和年度具体计划。2月,区委审查干部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全区审查干部工作全面开始。从1955年1月到1957年上半年,全区审干工作分三批进行。期间,各单位成立了审干组织和机构,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骨干后一般干部、先要害部门后一般部门的步骤和按级审查、交叉进行原则,经过调查研究、材料排队、典型试验、制定计划、请示报告、审干结论等环节,共审查干部1545名,确定审查对象166人。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在全国开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要求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在所有机关、团体、厂矿、部队、学校中开展肃反运动。

  1956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槐荫区成立肃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了肃反工作计划,召开会议进行了动员部署。同时,各基层单位相继成立领导组织机构。4月,区委在区级机关和木材公司进行试点。试点结束后,全区遵照“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历经小组斗争、专项斗争、甄别定案三个阶段进行。全区先后共47239人分5批参加了肃反运动。其中,第一批6766人,第二批6920人,第三批2856人,第四批11162人,第五批19535人。到1959年5月肃反运动结束,全区共召开报告会55场、讨论会620余次、斗争会136 场次;8880人写出检举材料20875份;排查清查对象458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97%;查处反革命坏分子421人,其中蒋伪军政警宪人员256名、特务103名、反动党团骨干29名、土匪1名、恶霸6名、敌对阶级分子10名、现行反革命分子2名、坏分子14名。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还开展了第二次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区先后收到检举材料4000余份,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审干肃反运动,纯洁了组织和干部队伍,提高了执政水平。一些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形成了团结生产、积极工作的新气象,对全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

  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从1953年开始,区委在机关党员干部中建立了正常学习制度,并提出要求:达不到初中文化程度的,重点学习文化;初中文化程度以上者,重点学习理论。依托机关干部学校、职工业校等,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革命史读本》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等理论著作。1956年6月24日至7月29日,区委专门举办了“党的基础知识”短训班,对308名新党员进行了系统培训。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政治纪律、党性观念不断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通过深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经过工农业生产和斗争实践锻炼,全区党员干部队伍日益成熟,并成为领导全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级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

  基层组织建设迅速发展。1954年1月,中央提出“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的方针,全区基层组织建设步伐加快,当年发展新党员45名,党员总数达到202名,基层党支部达到10个。1955年6月,省、市相继召开了基层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快发展新党员,加强经常性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此,区委制定建党工作计划,加快了在私营工厂、手工业合作社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步伐,当年发展党员45名(其中私营工厂37名);支部总数达到了16个。1956年,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批判党建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发出《关于整顿巩固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指示》和《关于改进组织工作分管中的几个初步意见》等文件,继续加快建立基层党组织,加快党员发展,相继在各街道办事处和税务分局、粮食分局、法院、检察院、小学建立了党支部,区机关由党支部改为党总支;发展新党员576名,其中地方工业发展203名,私营及合营工业发展47名,国营商业发展88名,公私合营商业发展27名,手工业合作社发展92名,文教系统发展41名,农业社发展3名,机关发展26名,其他方面发展49名。先进生产者和模范人物占到当年党员发展总数的46%。与此同时,驻区市属商业公司、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和原泺源区部分地区党的组织关系划归槐荫管辖,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到1956年底,全区党员总数增至2774名。

  区委组织机构不断健全。1954年上半年,为加强对保密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区委保密委员会。同年10月,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新形势,确保粮食统购统销及粮食、食油、棉布等计划供应政策实施,加强对财税、银行、商业、粮食等工作的领导,区委增设财政贸易委员会。1955年1月,根据市委决定,区委组织科、宣传科、工业科改称组织部、宣传部、工业部。8月23日,财政贸易委员会改称财政贸易工作部。1956年1月,区委设立办公室,作为区委办事机构。同月,设立区委合作部,主要负责区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系统的党的工作。2月,市委将部分公司、批发站、中学、医院、中型工厂等200多个单位下放槐荫,为加强管理,区委设立文教部。3月3日,根据市委要求,设立了区委统战部,作为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管理机构。4月13日,区人委设党组。同月,区委监察委员会经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负责对全区党员进行遵纪守法、维护党纪教育,检查处理区属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纪国法案件,受理党员控告和申诉。6月,区委监察委员会正式办公。7月,召开了全区第一次监察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市第一次监察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今后的监察工作。同月,成立了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与此同时,中共槐荫区委常务委员会于1955年9月经市委批准建立,范玲、刘德如、郭遵鲁、王化英、蒙沙、袁磊、于夫7人为区委常委。自此,党委常委制在槐荫区正式建立。

  区委组织机构的不断健全和基层组织建设的不断加强,标志着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期间,区委主要领导多次调整变化。1955年11月10日,范玲调任市粮食局书记、局长,刘德如任中共槐荫区委书记。1956年1月12日,市委任命李玉敏为区委第一书记,刘德如为第二书记。

  四、中共济南市槐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通过不断加强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槐荫区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由1952年的45名发展到1956年的2774名。根据中央关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共槐荫区委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1956年2月28日,区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第一次全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区党代会的召开意义、代表名额分配、选举办法、推选步骤等提出了要求。随后,全区6个党总支和56个党支部相继召开党员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153名出席区党代会的代表。这些代表来自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其中地方国营工厂53名,公私合营工厂13名,文教卫生18名,商业37名,区机关21名,手工业3名,街道8名,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意义。

  4月3日至6日,中共济南市槐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除153名正式代表外,还13名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区委工作报告,肯定了全区在工业生产、增产节约、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号召全区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以搞好生产为中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力争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槐荫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区监委委员11人,以及出席中共济南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60名和候补代表6名。随后,区委一届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召开,选举李玉敏、刘德如、赵历策、郭遵鲁、王化英、孙发善、蒙沙、李明8人为常委,李玉敏、刘德如、李明分别为区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赵历策、郭遵鲁为区委副书记。

  中共济南市槐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值全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大会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改进领导作风,完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更好地发挥全区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会提出的任务和措施,对于确保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委、区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区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区委、区政府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一方面坚持社会改革,一方面发展经济,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前完成了全市确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同时,在广大干部和党员中开展了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整党运动,继续保持了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续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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