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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2013-06-20 08:33:29 
   第二编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1956年9月~1966年5月)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这1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0年间,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中共槐荫区委带领全区人民,认真贯彻中央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培养了一批社会主义建设骨干,探索出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重要物质基础和宝贵精神财富。由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党和国家在工作指导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使这10年也成为全党艰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10年。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提出了借鉴苏联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经验,走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中共八大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任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槐荫区委带领全区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一节 传达贯彻中共八大精神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历史已经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坚持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要求正确处理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既保证国家建设的发展,又保证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全面安排和综合平衡;合理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大会根据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确定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与此同时,大会还对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要求,号召全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坚持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反对宗派主义;提高党员标准,反对任何特权。

  中共八大是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大变动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在中共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开展起来。

  9月15日,即八大开幕的当天,中共槐荫区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区各总支、支部立即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采取读报、收听广播等形式进行学习和讨论,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深入宣传,使大家充分了解八大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激发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和生产热情。10月26日,区委发出《关于执行市委〈关于传达、学习和宣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计划〉的意见》,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对传达贯彻八大精神再次进行动员部署。会议指出,中共八大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里程碑,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是各级党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会议提出,要把八大精神普遍传达到党内外每一个干部和每一个党员;通过学习,使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明确认识七大以来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性,明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两次伟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认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各项政策;明确认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和实现这个任务的有利条件与困难;明确认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会议还对学习八大精神的方法、内容、时间和形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11月6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传达学习八大精神进一步研究,会议要求区委各常委必须明确中共八大召开的重大历史意义,严格遵守学习制度,保证每周的学习时间不少于6个小时;认真学习会议文件,明确会议精神,以达到改进领导的目的;贯彻边学边改的精神,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解决问题,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会议还对机关、企业、街道等不同层面的学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各单位以读报纸、听广播、搞座谈等形式,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中共八大精神的高潮。

  按照上级部署,为了在学习贯彻中共八大精神过程中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区委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切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突出抓好三项重点:(一)组织党员干部对党内团结、民主集中制、干部民主作风和工作中心等进行讨论和研究,消除某些消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政治学习、调查研究、会议汇报等制度。(二)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学习进度上,区委常委先学一步,以指导全区干部学习;工厂企业、街道、机关、学校中的党、政、工、团负责干部先学一步,以指导一般干部学习。为确保领导干部带头学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妥善处理工学矛盾。(三)注重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切实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认真解决内部不团结、工作不负责等不良风气。

  通过对中共八大精神的学习,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了中共八大召开的伟大历史意义,基本掌握了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基本精神实质,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在思想理论、政策水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通过学习和贯彻八大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推动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中共八大以后,中央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深入进行。1956年11月10日,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国际局势、中苏关系以及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苏两国的具体情况,强调要坚持自己的特点,反对一切照搬苏联的做法。根据毛泽东“反对一切照搬苏联”的思想,1957年,中央开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即改进和完善“一五”期间仿照苏联而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3个文件,要求把管理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中共槐荫区委结合本区实际,积极落实中央关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各项方针政策,适时地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八大精神激发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贯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与经济整顿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步子太快等急躁冒进情绪,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1956年底到1957年初,按照中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槐荫区对全区经济进行了调整整顿。

  (一)农业与手工业整顿

  1956年下半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高级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合作化进程中存在急躁冒进情绪和做法,内部管理和分配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引起了社员不满,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社员闹社、退社和哄抢粮食的现象。

  1956年12月19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一次全面系统、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进行整顿。按照市委要求,槐荫区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做好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思想工作;贯彻增产节约和勤俭办社方针,对社员进行了勤俭办社教育,解决了发展生产、合理分配以及组织形式等管理方面的问题;贯彻民主办社原则,建立健全了各项民主制度,使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巩固。到1957年1月底,全区整社工作基本结束,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巩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呈现出行业布局广、技术力量强、产品种类多和小而活、适应性强的特点。但是,由于当时认为问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农业和手工业高级社建社过程中遗留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工商业调整

  1956年初,槐荫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引起了一些波动。针对辖区工商业户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为使公私合营企业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槐荫区认真贯彻国务院“半年不动”的指示,按行业进行了划片、定点、编组和个别调整。

  1956年下半年,按照中央“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经济改组方针和“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原则,槐荫区采取“以联为主、多联少并、先联后并、联而不并”等形式,对合营企业进行了改组。通过全行业合营和经济改组,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变革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生产关系和企业性质,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此后,国家把生产任务进行统筹安排,资本主义随即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增长,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日益提高。

  为进一步改善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槐荫区召开企业干部会议和私方人员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学习;一方面改进私方人员的工作安排,确定了若干共事制度和解决生活福利问题的具体措施。同时,工会组织对工会干部和工人适时进行了赎买政策的教育。经过努力,企业公私共事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不仅进一步促进了私方人员积极作用的发挥,还有效地推动了对私方人员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第一次全国性工资改革

  1956年4月,全国工资会议召开。7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确定从当年的4月1日起,在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人员中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取消工资分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实行货币工资制,以便有利于国家控制消费资金,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7月21日,槐荫区委印发《工资改革宣传计划》,对工资改革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遵照中央和省、市委工资改革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在广泛宣传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槐荫区按照国家机关干部划分为30个等级的规定,对企业职工实行8级工资制,商业、供销部门实行“三等五类”工资制,进行了工资改革。到8月20日,工资改革基本完成。其中,新合营企业的4295名职工参加了工资改革,每月人均增加工资4.60元。通过工资改革,全区统一了工资标准,制止了不合理现象,改善了职工群众的生活,增强了职工内部团结,巩固了劳动纪律,激发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奠定了此后长达30年之久的工资制度基础。

  但是,由于这次工资改革规定的工资标准和等级过多过繁,特别是与企业经营没有挂钩,职工收入与所做贡献脱节,职工工资增长范围与增长幅度统一由中央决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1956年的反冒进和经济工作整顿,对于纠正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偏差,保证顺利完成“一五”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56年底,槐荫区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全市下达的“一五”计划指标,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56年10月27日到28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中央提出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树立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要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2月3日,槐荫区召开工厂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和市委扩大会议精神,要求认真贯彻“勤俭办企业”和“增产节约”方针,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2月11日至14日,区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区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广泛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生产和经营计划。1957年1月15日,区委作出《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深入进行思想发动,树立勤俭办企业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深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减少工伤事故的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返工报废,降低生产成本;要重视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加强生产管理,促进技术创新;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企业领导制度的决定,通过改选工厂委员会,健全和改进党对企业的领导,实现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按照区委要求,全区各厂矿企业党组织领导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6月,市委召开全市工业会议,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全区各厂矿企业结合上半年生产完成情况,相继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进行了增产节约自查,重新制定并落实了增产节约计划。9月13日,区委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意见》。《意见》指出,今后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保证安全生产为重点,深入开展生产节约和先进生产者运动,保证超额完成1957年计划。《意见》提出,全区要深入进行思想发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全面完成1957年生产计划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加强组织工作,改变对生产者运动放松领导现象;以整风的精神转变领导作风,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关心职工生产生活,严格禁止加班加点现象和各类生产事故的发生;明确组织分工,切实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较好的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区的工农业发展。

  到1957年底,全区地方工业企业达到33家,其中重工业企业达到12家。地方工业完成总产值7478.3万元,占年计划的105.08%;区属手工业社(组)达到51家,实现生产总值874.7万元,占年计划的101.1%,比1952年增长2.5倍。机械制造、化工原料、电子器材等行业快速发展,产品产量大幅提高,工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城郊农村积极改进种植结构,成立新品种试种队,进行优质小麦和水稻试种;蔬菜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品种达到20多个,温室种植蔬菜面积达到1038平方米,粮食与蔬菜产量逐年递增。成立集体合作商店136个,从业人员达到734人;国营和公私合营网点125处,从业人员1107人;涉及百货、土产、餐饮、副食、蔬菜、糖茶、服务、煤炭等多个领域,超额完成销售任务11.3%。发动群众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储蓄余额由1953年的92.51万元增长到1956年的285.86万元; 1958年4月达到了430.57万元。

  (二)推动城市基本建设

  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配合市委、市政府扩建了济南第二机床厂、机车工厂和济南水泥厂等重点企业;新建了明星电影院、和平电影院、济南儿童医院等一批文教卫生设施,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整修了北大槐树、南大槐树、道德中街、经二路西段等主次道路,开挖疏通了南大排水沟,增强了防汛排洪功能,方便了群众出行。支持兴建了济南机车工厂、济南面粉厂等职工宿舍4.99万平方米;采取房主自修、邻里帮助等方式,发动群众自修房屋3310间。按照济南市民房租金新标准,规范了私房租赁工作。开展了生产自救,成立了7个自救生产组,安置困难户298户,占全区困难群众总户数的99%。重视技壮工调配,对技壮工进行了摸底,对失业无业人员进行了登记,调出技壮工9282人次,不仅满足了建设单位和工厂企业的需要,也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

  (三)进行交通运输业整顿

  1957年10月1日,为加强对交通运输业的管理,槐荫区成立了交通科,并对全区运输市场进行了调查摸底和登记排队。发动群众揭发封建把头谋取手续费、克扣工人工资、贿赂国家干部、套购国家计划物资、骗取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并依法进行了打击处理,取缔了封建把头,对散车工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1958年3月,在治理整顿的基础上,经区委、区人委研究,将区内的经七路散车民工队、槐荫街散车民工队进行合并,成立了具有集体性质的槐荫搬运合作社。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和“多、快、好、省”方针,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步骤有计划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国民经济走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深入开展了以增产节约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到1956年提前一年完成了全市下达的“一五”计划指标任务,为全市提前完成“一五”计划作出了积极贡献。1957年,由于执行了中央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一年成为辖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

  第三节 开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政治文化建设尤其是执政党建设显得愈加重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区委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为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证。

  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党员干部是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广大党员干部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成为关系党的前途、国家前途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中共八大修订了新党章,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槐荫区认真贯彻中央“积极慎重”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56年6月,全区已有基层党总支5个、党支部59个。这些基层党组织,在加强思想政治领导、保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落实、保证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下,少数基层党组织也存在集体领导意识不强、内部不团结和部分党员素质不高等问题。特别是第一届区委和区委常委会还刚刚建立,如何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健全区委领导和常委决策议事制度,实现对全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成为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党的八大以后,区委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八大精神的同时,结合槐荫实际,多渠道、有重点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使各级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上开始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督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党员干部队伍管理及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坚实基础。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区委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要求党员干部每周学习不少于7小时。为避免流于形式,主要采取了两种学习方法: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求运用所学理论对照自己的行动,不断检查,不断提高;二是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同志间的互帮互学,共同提高。1956年,在机关干部中开展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理论文章的学习;在工厂企业党员干部中举办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理论学习班。1957年2月,为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区委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员进行新党章教育的意见》,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制定具体详细的学习计划,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系统的新党章教育。4月24日,区委作出《关于传达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利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和《人民日报》刊发的《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社论,充分认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8月28日,区委转发市委《关于组织学习毛主席“1957年夏季形势”的指示》,要求采取座谈、讨论等形式,结合当前工作,深入进行学习。理论学习制度和学习内容的落实,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党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二)弘扬艰苦奋斗的作风。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在省和市、县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顿党的作风等作长篇报告,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忘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随后,区委在全体党员中迅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查找和纠正了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5月13日,为贯彻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指示,区委研究制定了《区级机关厉行节约的意见》。《意见》指出,要严格控制各种费用支出,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办公费要严格控制,不得超过标准;文具用品实行旧物回笼制;往来信件除发往外地的以外,一律使用报纸信封和旧信封;压缩文件数量,加强公用自行车、公用家具管理;节约用煤用电等。6月4日,为贯彻市委财经部及区委关于增产节约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区委财贸部召开合作企业支部书记会议,讨论并检查了各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情况。

  (三)健全和改进领导方式。1956年4月,中共槐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党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党在各个方面的保证监督作用。8月29日,区委作出《关于学习和贯彻市委批转市中区委改进领导问题的执行意见》,对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问题进行了检查,提出了改进意见。中共八大之后,特别是通过对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全区各级党组织在集体领导和扩大民主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围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区委进一步提出,要切实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严格实行分工负责,防止个人包办,彼此协同配合,充分发挥组织作用,不断改进党的工作;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规划和具体领导,克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经常深入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区委主要领导每年不少于2个月的时间、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年不少于3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积极转变领导作风;严格请示报告制度,自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和事务主义,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此同时,区委还作出《关于工作制度的几项暂行规定》。《规定》要求:区委每周召开1次常委会议,总结研究检查一周以来的工作和下周的工作安排,研究有关政策、指示和重大问题的处理,以及讨论少数干部的提拔调动事宜;每月召开1次全委会议,研究讨论一个月以来的工作及下个月的工作意见,研究上级重要指示和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研究多数干部的提拔调动;每周由各书记牵头召开1次分管部门负责人会议,督促检查各部门工作完成情况,协调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同时,还建立了定期报告工作、重大事项请示等制度。随着各项制度的落实,区委及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状况有了明显改进,党内生活和党的集体领导逐步加强并走上正常,党委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日趋规范,重大问题一般由集体决定,少数人决定问题的现象减少了,事无巨细交由区委讨论的现象基本杜绝,民主风气有所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团结、党群干群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四)机构整编与下放机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1957年1月21日,市委发出《关于市级党群机关开展整编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要认真地、彻底地、实事求是地精简机构、紧缩编制,撤销或合并层次重叠、性质相近、可有可无的机构,减少现有编制人员30% 左右;做好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促其自觉积极地参加整编;对调出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做到服从组织统一分配。自此至1958年5月,按照市委要求,槐荫区发动群众充分讨论酝酿,提出了区级机关整编方案:裁并部分性质相同的工作部门,调整设立区人委办公室、民政科、人事科、工业管理科、劳动科、房管建设科、粮食分局、工商科、教育科、文化科、卫生科、交通科、商业一科、商业二科等部门机构;在原有编制基础上,缩减40%左右的人员下放参加生产劳动。通过教育发动,机关干部职工情绪高涨,纷纷写下决心书、申请书,主动要求下放劳动。在此基础上,槐荫区分批下放干部。至1960年,先后有846名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或返乡参加生产,接受劳动锻炼。

  (五)加强街道基层组织建设。1956年3月,济南郊区撤区并乡。原郊三、郊四、郊五区随即撤销,新建段店、老屯、大金、睦里、药山、药西、王庄等7 个乡人民委员会。乡以下设农业生产合作社。7月28日,济南市泺源区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天桥、历下、市中3个区。同时将市中区所辖纬五路和小纬六路以西地区划归槐荫,槐荫所辖万盛街以北地区划归天桥。区划调整后,市中区移交槐荫区的计有10个党支部、420名党员、3000余名职工,居民4083户、16238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全市区划调整的新形势,区委、区人委作出调整居民委员会的决定。经过调整,全区设有66个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委员1043名。11月14日至15日,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一行7人对全区街道和政法工作进行视察。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建议明确街道办事处职责,形成区人委对街道办事处统一部署工作制度。随后,全区各街道办事处开始按照优抚救济、民事调解、房地产管理、文化教育、卫生、计划供应、妇女工作等职能配备干部,街居工作进一步健全和规范。

  (六)重视人民信访工作。1957年1月,按照市委、市人委要求,槐荫区建立了区长接待人民代表制度。此前,区人大二届一次会议还作出了人民代表联系选民制度。8月15日,为进一步加强和做好群众工作,区委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必须把信访作为克服官僚主义、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确定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定期接待来访群众,并形成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行,畅通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通道,使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二、槐荫区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56年12月11日至14日,为全面总结社会主义改造成绩,动员全区人民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槐荫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33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上届区人委和区法院工作报告,肯定了1953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后,全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在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改造、文教卫生、政法等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还总结了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经验。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号召,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区人民委员会委员17人。孙发善当选区长;司林魁、路怀长、刘德芝、耿源当选副区长。选举刘中庆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同时还选举产生了61名出席济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制定了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选民的制度。

  槐荫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任期一年半,先后召开全体会议4次。

  1957年6月7日到11日,槐荫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肯定了全区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成绩,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号召全区人民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事业的方针,使全区增产节约运动再上新高度。

  1957年12月4日到5日,槐荫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济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精神,作了《关于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会议总结了1957年5月以来全区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情况,号召全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边整边改方针,把全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新高潮。

  1958年4月17日到18日,槐荫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区人委工作报告,总结了第三次人代会以来全区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此后各项工作要实现全面大跃进,在百日内实现“七好”(思想觉悟好、勤俭节约好、安全守法好、除“四害”讲卫生好、办福利事业好、文化教育活动好、邻里家庭和睦好)等口号。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957年,为适应全区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槐荫区新建中小学3处,扩建3处。小学在校学生达到14600人,比1956年增加10.8%。组织了2000人的扫盲教师队伍,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达12125人,占全区文盲总数的89%;9个工厂、3个居委会、1个手工业社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广泛开展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成立了76个文艺俱乐部,举办了多个文艺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1432人。发动群众读书读报,及时了解国家大事,建立读报组588个。积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改造,进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改革了医疗制度,设置了24小时门诊,基本做到了病人即到即诊;增设了部分病床,建立了送药制度,方便了病患人员就医看病。继续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主的爱国卫生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深入地进行了节育宣传教育,举办了节育专题讲座和展览。

  第四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整风反右在槐荫

  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不久,党内“左”的倾向滋长。此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导致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显现。1956年波匈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领导进一步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期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大肆进攻。对于这种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坚决反击,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但是,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左”的倾向的发展,反右派斗争在槐荫也和全国一样被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认识不足,这一时期部分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出现波动,主要体现在波匈事件发生后,少数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理解产生错误倾向,少数干部群众片面地夸大了农业合作化的缺点和错误等,甚至还发生了个别的请愿抗议活动。区委、区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工作部署,积极稳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针对整风初期各界人士提出的正确意见进行整改,改进了工作作风。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当前有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大量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是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谈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此后,随着讲话精神的传达贯彻,拉开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的序幕。

  2月底到3月初,山东省委连续召开常委会、全体委员会及县委书记(扩大)会以,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

  3月6日,槐荫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18日,区委召开有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会议,对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讨论,对怕人民来信、怕出乱子、怕被扣上“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官僚主义”帽子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此后,绝大多数干部自觉克服了争名夺利、闹个人主义的思想,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调研,抓好基层的政治思想工作。26日,区委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改进领导,转变作风,深入实际,加强群众工作。一是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二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原则,克服自由主义;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听取党员群众意见。三是转变领导作风,认真执行区委关于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的具体规定,关心群众疾苦,及时解决群众困难。意见同时要求每季度进行一次系统的党内外思想动态分析研究。

  4月23日,区委制定并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意见》。《意见》要求,全区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要用2个月的时间,采取党政领导干部编组座谈讨论、一般干部以部门为单位座谈讨论等形式,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全文和《人民日报》刊发的《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社论进行全面学习,进一步明确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认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提高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同时,在学习中提倡多思考、多提问题、自由辩论。一个全民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随即在全区形成。

  期间,由于对工资福利和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发生了包括辖区槐村街、五里沟运输站在内的全市性搬运工人请愿事件。当时,济南市运输公司辖南窑、槐村街、五里沟、北关、天桥和洛口6个运输站,运输工具主要以地排车为主。1954年,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指示,济南市搬运业运价平均下调25%,此前,由于汽车等非人力运输工具增多,地排车运输量减少,搬运工人实际收入已逐年下降,同时工人的福利待遇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落实,搬运公司对此未作合理解释,致使工人产生不满。1957年4月15日,在全市运输公司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偏离原定会议内容,将问题集中到恢复运价、享受“劳保”和批评公司官僚主义上,会议被迫中止。休会期间,部分代表认为解决无望,遂组织罢工请愿活动,甚至提议进京请愿。在此情况下,省、市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拟定了提高运价13%的解决方案。5月24日,解决意见分头传达后,北关、南窑、槐村街运输站表示同意,天桥和五里沟运输站的工人仍不接受。25日,五里沟、天桥运输站的2500余名工人到公司请愿,要求恢复降低的25%运费,全部实行国营,享受“劳保”待遇,调整组织机构。事件发生后,在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领导下,市委成立了领导小组,包括槐荫区在内的各区区委调派人员,参与了调查分析和处理工作。随后,大批干部民警入户开展工作,陈明利害,说服教育,引导工人恢复生产。至27日,请愿事件基本结束。28日,工人全部出车。

  这次请愿事件的处理,贯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市、区工作组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主观原因是长期忽视了对搬运工作的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忽视群众的生活疾苦,严重脱离群众。在贯彻执行政策上,存在主观主义和简单化倾向,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因此,必须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解决问题过程中,工作组始终坚持说服教育的原则,只动文、不动武。经过协商,最终确定:在提高不超过13%运费的比数范围内,对货类货运等级做适当调整,工人工资每人每月不超过50元;采取压缩管理费用和生产费用的办法,从运费收入中留用17.7%,作为工人生、老、病、死以及家属医疗补助等;企业实行集体经营、民主管理。随后,绝大多数工人在经过大量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后,接受了处理意见。对搬运工人请愿事件的妥善解决,为解决其他类似事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开展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步骤是学习文件,总结检查思想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4月30日,毛泽东等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开展整风的目的,并希望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内作风真正得到改进。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代替敌我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圆满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此后,全党整风运动自上而下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制订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对整风的内容、要求、步骤、方法等进行部署。5月3日,中共济南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上,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代表市委向大会作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报告。13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全市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具体部署。

  6月1日,槐荫区委转发市委《关于深入学习整风文件的几点意见》,成立了区整风领导小组,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

  整风运动之初,区委强调要坚持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原则,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措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参加劳动,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从5月底开始,为了广开言路,真正达到整风的预期目的,区委连续召开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等一系列座谈会,就区委及各行业领导的工作和作风等听取意见和批评。

  6月10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关于大鸣大放的意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大鸣大放对于开展党内整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会议要求各单位消除顾虑,以大字报、大型会议、讲演、内部小报、小座谈会等形式大放,分期组织文教、私方、技术人员听取意见。要求正确面对提出的问题,问题正确的要予以改正、解决,集体问题要研究请示,问题合理但不能解决的要做出说明。

  期间,广大党外人士在各种形式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开诚布公,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进行了初步整改。

  三、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前期发展是健康的,基本精神还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党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提出的批评和建议也是中肯的。但也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整风运动大肆攻击共产党的领导、非议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象。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此后,整风运动脱离原定轨道,转向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反右派斗争。7月17日至 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撰文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青岛会议以后,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反右”的局面,反右派斗争逐步扩大化。

  (一)整风转为反右

  1957年6月,槐荫区在前段大鸣大放的基础上,开始有领导地转入反右派斗争。8月中旬,全区全面开始整风和反右派斗争。8月5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传达部署开展整风运动的方针和步骤,决定在济南火柴厂等6个单位进行整风试点,并分期分批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日,区委再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根据试点单位取得的经验,对第二批整风单位进行部署。提出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解决“灭资兴无”的两条道路和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问题。要求利用“鸣放”、大讨论、大辩论等形式,加强党员教育,通过摆问题、摆事实、进行辩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确保整风运动的效果。会议确定了整风工作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鸣放”阶段,综合分析反映的思想问题,区别右派言论和正确批评意见;第二阶段反击右派阶段,动员组织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对本单位右派言论进行说理斗争;第三阶段教育批判阶段,联系实际进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6个题目的教育,在讨论中摆问题,发议论,讲道理,回忆对比,实事求是,和风细雨的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倾向,加强工人阶级团结;第四阶段着重整改阶段,对已经确认的意见和批评边整边改,动员和组织职工继续揭发铺张浪费、贪污盗窃行为。

  同时,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区委制定并发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意见,部署开展反右派斗争。随后,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陆续展开并召开了所谓声讨右派分子大会。

  为了配合整风反右斗争的开展,槐荫区围绕党的领导、对私改造、“五反”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肃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等10大问题,在全区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向党交心活动。到活动结束,全区共有14782人参加交心活动,提出意见66078条。在此基础上,1455人制定了改造规划,其中1218人制定了个人改造规划,237人参加制定了集体改造规划。

  9月下旬,全区第一批整风运动形成高潮,多数单位进入整改阶段。9月29日,区委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对边整边改的重要性、掌握的原则、具体工作方法等作出规定,要求各单位在继续“鸣放”和掀起高潮之后,集中精力抓好整改。

  10月初,全区学校、医院的整风运动展开。10月3日至5日,全区召开了学校、医院等16个单位的党员干部会议,对前段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对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部署。会后,全区各中小学和医院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10月17日,区委发出《关于学校医院整风运动情况的初步总结和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参加文教方面第一批整风运动的单位共计12个(中学6处、专业学校3处、医院3处),人员1358人,提出意见2064条,采纳和处理了346条;经区委批准24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参加第二批的有卫生所、公费医疗第一门诊部2个单位;列为第三批的有小学18处、机关干部业余学校1处、文化补习学校2处、联合医院和私人医院3处,共24个单位。《报告》认为,运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各单位对大鸣大放、反右斗争、边整边改、整风和工作两不误认识不足,群众发动不够,有畏难情绪。《报告》提出,各单位要进一步树立全面整风的思想,坚决认真地贯彻边整边改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正确运用斗争策略,坚决彻底地把右派分子斗倒斗跨。《报告》同时确定,利用一年时间,集中向青年学生进行一次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

  10月17日至18日,市委召开700多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及市委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意见,对整风运动进行再部署。

  10月30日,区委召开各条战线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和宣传、统战单位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关于整风问题的有关精神,对“以精简机构为中心,掀起整改高潮”等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认为,各级各单位必须克服“三个主义”,改进工作,服务群众,提高工作效率,贯彻干部自律。整改阶段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机构和作风问题,二是生产管理问题,三是工资、奖励、劳保、福利问题。群众合理的意见要实现,不合理的要通过辩论解决思想问题。

  至11月底,全区有88个单位转入着重整改同时继续大鸣大放阶段。据全区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国营市级贸易公司和区级机关等50个单位统计,共张贴大字报26518张,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110846条。

  运动期间,基层干部群众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主要有: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蹲机关、不深入,或者是“深而不入”,领导一般化,事务繁忙,系统性综合性研究问题、分析问题不够;工作有头无尾,雷声大雨点小。在思想工作方面,领导干部不注重思想工作,错误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没有及时加以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同志之间沟通少,学习空气不浓。在组织生活、民主生活方面,民主空气差,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少,组织生活松懈。在干部培养、提拔等方面,只使用不培养,提拔使用不当。在职工生活待遇方面,主要是对食堂、宿舍、医务所等福利设施方面的意见。

  这些批评和建议的提出,对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各单位按照边整边改的要求,认真梳理研究问题,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企业管理有了明显改进,生产状况有了提高,民主空气明显活跃,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轻视体力劳动和工农群众的风气得以扭转。

  12月25日至26日,区委召开全体会议,对深入整改和推动生产高潮问题进行了讨论。27日晚,召开全区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国营市级贸易公司的党、政、工、团负责人和整风领导小组党员干部、区级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共1000余人参加的大会,发动职工群众,对整改进行复查,要求紧紧围绕克服“三个主义”、转变作风、加强领导、提高觉悟、改进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继续以革命精神大力深入整改,确保改得好、改得透、改得快。

  12月29日,区委发出《对前阶段整改情况简要总结和关于发动全体职工群众对整改进行复查,大力深入整改,推动组织新的生产高潮的意见》。《意见》指出:在前一阶段运动中,全区各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国营市级贸易公司和区级机关全体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善意的批评或建议,暴露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上的右倾保守、“三害五气”以及各级各部门工作上、组织上、规章制度上的缺陷和错误。在以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为中心的整改工作中,各单位精简了大量非生产人员。据30个工厂统计,原有管理干部1821人,精简减少751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41.3%,管理干部占职工总数的比数由17.33%降为10.42%;18个国营市级贸易公司原有管理干部1192人,精简减少501人,减少管理干部42.03%,管理干部占职工总数的比数由30.28%降为21.26%。据50个工厂、企业和区级机关统计,统一下放参加农业劳动的干部449名;系统下放参加农业劳动的253人,加强基层的109人。《意见》要求,各单位进一步认清形势,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整改和推动组织生产高潮,转变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职工觉悟,改进企业管理。要边查边改,复查一批整改一批,复查一件整改一件。

  1958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通知》,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除特殊情况外)在7月底以前结束整风运动。此后,槐荫区转入整风第四阶段。

  7月31日,区委传达中央《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通知》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单位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树立群众路线作风,大搞群众运动。在步骤方法上,一是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充分谈心,务虚辩论;二是开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三是个人写思想总结、搞鉴定。

  按照市委的要求,整风运动原定于8月15日前基本结束。实际上,槐荫区与全市一样,到年底才基本结束。截止1958年8月,全区共有98个单位、11. 8万人参加了整风运动;期间划定“右派分子”307名。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许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因为言辞过激或揭露问题尖锐,被错误地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二)街道整风及“双反”运动

  与此同时,槐荫区还于1958年1月至7月进行了街道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加强对街道整风运动的领导,区委成立了街道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整个运动采取先骨干后群众、“鸣放”与整改相结合的办法,历经大鸣放、集中整改、大辩论和“反坏斗争”等几个阶段。“鸣放”阶段,全区共张贴大字报9万多张,提意见5万多条。6月27日,根据市委“肃反”会议要求,区委召开全区支部书记会议进行传达贯彻。7月1日,区委再次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对文德机械厂的8个坏分子进行了分析,统一了认识,确定了标准。之后,区委调整了“反坏”组织机构,中大槐树街道办事处被确定为全市“反坏斗争”试点。7月12日,全市在槐荫区召开如何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地富反坏右”分子现场会,将中大槐树街道办事处的经验在全市推广。随后,“反坏”斗争在全市陆续展开。至8月10日运动结束,全区先后召开大型报告会55场,讨论会620场,斗争会136场。共排除斗争处理对象180人,批准斗争对象113人,划定批斗的坏分子87人,拘留16名,逮捕14名。“反坏”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正气得到了伸张,对进一步提高全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发扬正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部分人民内部矛盾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开现场会、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现象,并充分认识他们的危害,要求在全国进一步普遍的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3月12日,区委在济南火柴厂召开“双反”运动动员会。会议向全区各企业党政工团负责人做了动员报告,要求按照市委“火速行动、一杆到底”的指示精神迅速展开。13日,区委在济南印刷厂召开“双反”现场会。各单位负责人和工人代表共6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济南印刷厂介绍了“双反”运动的初步经验,大章机修厂等单位分发了《倡议书》。随后,“双反”运动在各工厂、企业、学校、医院开展。到3月底,全区共有73个单位、18294人参加了“双反”运动。其中工业系统9988人,商业系统6430人,文教卫生系统1876人。

  (三)干部队伍整风补课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强调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16日,山东省委召开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指示全省各级党委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在党内和干部中开展以抓“右派分子”为重点的整风补课运动,解决所谓领导干部中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5月初,济南市、区各级机关分别召开党内外干部会议,部署进行各级领导骨干的整风补课运动。

  5月10日,区委成立整风补课领导小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补课阶段。6月初至6月中旬,区委连续召开整风重点补课会议,对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错误批判。随后,区人委和政法机关相继召开整风补课会议,对各自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批评。

  根据省委规定县以上党员领导骨干进行整风补课的指示,全区基层单位参加了整风补课,范围包括工业交通方面的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党员厂长,财经贸易方面的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党员经理,文教卫生方面的支部书记、中小学校长、医院院长以上党员干部。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明确补课重点,区委对参加人员进行了排队。其中,文教方面参加补课的25人,有重大原则问题的10人,占40%;右派分子5人,占20%;交心的共946人,提出意见28305条。工业交通行业领导补课和“两参一改”同时进行。

  10月30日,市委作出《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在基层组织中批判赵健民同志错误的通知>以及在济南地区基层组织中批判王路宾和曹礼琴同志错误的决定》。区委随即进行传达,并逐级召开干部座谈会,对所谓的地方主义进行了批判。

  12月8日,区委发出《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决定自11月中旬至1959年2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要求,教育运动要密切结合整风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彻底批判所谓的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2月23日,区委发出“大立共产主义思想,彻底批判地方主义”的号召,要求各级各部门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克服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和观点,从根本上拔掉地方主义的根子。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鸣放”和辩论,彻底揭露地方主义的错误,自觉检查批判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骄傲自满、封建宗派观点等错误思想。

  到1959年初,槐荫区整风补课运动基本结束。在整风反右和整风补课中,全区共194人被批准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县级干部7名,党员干部36名,占全区右派总数的18.6%。对这些人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职降薪、免于处分等不同处理。

  反右斗争扩大化,违背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与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观愿望相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把一些在鸣放中坚持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对各级党组织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错划为“右派分子”或“其它坏分子”,严重挫伤了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和人民群众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积极性。致使不敢讲真话,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作风日益盛行。随后在“大跃进”中出现了由于急于求成、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酿成的共产、浮夸、强迫命令、干部特殊、生产瞎指挥“五风”。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17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并具体规定了摘掉右派帽子的条件。从1959年到1962年,遵照中央指示,槐荫区先后为80余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但后来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部分人被视为“摘帽右派”,不少人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余63名“右派分子”才得到彻底平反改正和妥善安置。

  第四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1957年开始,全国各地按照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但在“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党内许多人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更快些,中央也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1958年至1960年,在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先后兴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农业生产上强调“以粮为纲”,在工业方面强调“以钢为纲”,试图在5年或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建设高速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忽视和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上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直接导致生产严重下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遭受到严重挫折和损失。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兴起

  1957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1956年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问题提出尖锐批评。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实际上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并发出通知,要求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掀起一个生产新高潮。11月,毛泽东率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1957年12月,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山东省实施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纲要》和《全党动员,大干十年,改变山东面貌的决议》,发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号召掀起农业和工业生产高潮。1958年2月6日到3月28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并提出1958年发展规划,要求工业较1957年“翻一番”,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提高78.85%,在生产战线上全面“大跃进”。

  1958年4月11日,贯彻总路线精神和省、市委会议精神,槐荫区制定了“百日奋战”跃进计划和冒进目标: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宣传15年赶上英国,宣传“双反”和“大跃进”运动成绩;组织广大干部在百日内加速学习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力争百日内把槐荫区变成“文化区”。 5月23日至25日,槐荫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自二届人代会以来的各方面工作。会议号召全区人民在全面跃进的形势下,鼓干劲,争上游,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会议选举孙发善为区长,司林魁、路怀长、许桂森为副区长;杜诚朴为区法院院长。

  6月4日,区委召开基层各单位党政工团负责人会议,传达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意见》,部署开展关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宣传活动。会后,360名报告员深入街道、企业、学校,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动员掀起生产高潮。自此,“大跃进”运动在槐荫区全面兴起。

  第二节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

  1958年6月中旬,毛泽东对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从此,粮食、钢铁、机械被称为“三大元帅”,成为“大跃进”的核心。“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主要是钢产量指标不断提高;表现在农业方面则是对农作物产量估计的严重浮夸。

  一、工业“抗旱”和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作用下的产物。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钢铁产量“15年赶超英国”。此后,按照中央要求和工业“以钢为纲”指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6月27日到28日,济南市委召开钢铁问题座谈会,要求各级干部坚持政治挂帅,认真贯彻以土法为主、小型为主而后机械化的方针,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发展钢铁工业,完成全市钢铁生产任务。

  7月3日,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区委成立了冶炼领导小组。7日,制定下发了《钢铁冶炼的初步规划》。此前,槐荫区既没有炼钢、炼铁设备,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力量,钢铁生产一无所有。但是,《规划》仍然提出要在7月7日至9月1日期间,兴建坩埚猪咀炉500个,各种类型的炼铁、炼钢高炉182个,投产实现每天炼铁555吨、炼钢50吨的目标。为解决原材料短缺问题,区委要求全区上下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做和苦干、实干的精神,充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掀起全民大搞炼铁炼钢的高潮。从此,大炼钢铁运动在槐荫区全面发动起来。

  原料短缺是大炼钢铁运动遇到的首要问题。8月上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委决定开展“工业抗旱”运动,号召全市人民搜集废旧钢铁。10日,槐荫区成立“工业抗旱”指挥部,动员全区人民全面完成钢铁搜集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各家各户的铁窗、铁栅栏、铁门鼻、铁钉甚至完好无损的铁锅、铁炉、铁脸盆等生活用具,全部当作废品拆除、砸烂,送去炼钢炼铁,造成了极大浪费,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大炼钢铁开始后,由于对炼钢、炼铁缺乏了解,技术力量不足,冶炼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出铁数量少、冷却事故多的问题。为确保全区大炼钢铁任务的顺利完成,区委研究并提出了强化责任、提高技术、解决供应的工作要求:(一)书记挂帅,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把炼钢炼铁任务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继续转变领导作风,经常深入冶炼现场;各单位钢铁冶炼任务要有专人负责并包干到底;继续贯彻“全党全民办钢铁”的指示,坚决消灭空白单位。(二)解决钢铁冶炼技术问题。要求各单位成立技术研究小组,总结教训,找出规律,提高冶炼技术;从建炉到生产,从领导到工人,要有专人负责;到先进单位参观学习,聘请先进单位的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三)加强设备和原材料供应。积极组织市民开矿;组织各单位炼焦并扩大生产;组织耐火材料生产;千方百计搜集旧柴油桶,确保猪嘴炉建设;采取扩大运输力量、组织黑白班交替运输、购置运输工具等方法,解决运输问题。(四)加强协作,互相支持。这些措施的实施,迅速改变了槐荫区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的被动局面,加剧了全区上下的冒进局势。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确定当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8月20日、27日,山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连续召开市地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钢铁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人力,为保证完成1958年钢铁生产计划而战。根据省委部署,济南市从9月到12月,组织进行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四大战役”。

  按照全市“四大战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槐荫区广泛发动群众,严密工作部署,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冶炼实践。“四大战役”开始之前,区委重点围绕思想政治工作、资金、生产竞赛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积极组织宣传大军,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利用广播、标语等形式,一面战斗一面开展阵地宣传,及时总结先进事迹,总结经验,宣传好人好事,大造声势和鼓舞斗志。资金方面,要求工商企业单位挖掘计划外资金潜力,自筹资金建炉;要求手工业生产社利用自由流动资金和利润积累解决资金问题;要求机关、团体、学校、街道以资金挖潜和自筹为主、银行贷款为辅解决资金问题。生产竞赛方面,以点带面,放出高产卫星,对在钢铁生产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炼铁炉和炼铁厂授予钢铁生产“红旗炉”、“红旗厂”称号,迅速掀起红旗竞赛热潮。同时,为了保证大炼钢铁的劳力调配,区委下达停产通知书,要求各工厂、生产社停产支援“四大战役”,由钢铁指挥部办公室统一调配劳动力。

  “淮海战役”期间,槐荫区共动员41146人,调度交通运输车辆12300辆,动力设备504台,焦炭940吨,煤4465吨,日夜奋战,超额完成了任务。“淮海战役”结束后,结合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区委于10月7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10月15日至21日为钢铁丰产周,计划每天产铁450到1000吨、钢30到100吨。要求以炉定产,清查设备浪费和不合理技术,摸清劳动力和运输力量底数,加强技术培训,反对保守,敢想敢干,大搞群众运动。

  11月19日,全区举行“高举共产主义思想红旗,为钢铁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全面跃进万人誓师大会”,要求全区人民乘风破浪,再接再厉,进一步开展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巩固提高人民公社,为争取钢铁生产和各项工作更大的“跃进”而努力。随后,广大职工群众加班加点修建土高炉,有些工厂改变工作时段班次,抽出一个班次的工人大炼钢铁;全区党政机关和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也投入到了运动之中。

  随着大炼钢铁运动的逐步深入,资金短缺问题更加突出。11月,为确保钢铁、机械“两大元帅”迅速升帐,区委要求切实加强企业管理、降低成本、节约开支,保证钢铁生产资金需要。一是发动群众开展存储运动,要求全区干部、职工、街道居民将闲钱存入银行,号召各阶层特别是工商界、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加强企业管理,大力节约资金使用,合理压缩资金定额,挖掘资金潜力;三是大力节约行政费用开支,少花钱多办事;四是大力组织财政收入,加强征收工作检查管理;五是有基本建设投资的单位,保证重点,照顾一般,降低造价。

  到12月9日,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槐荫区提前23天超额完成了国家分配的钢铁生产计划。到12月18日,全区共生产钢858吨、铁39574吨(其中一类铁13005吨,二类铁1848吨,三类铁24721吨),完成计划25000吨的158.29%。期间,全区共建立各种类型的炼钢炉686座,炼铁炉455座,组成10个联合中心炼铁厂、5个独立炼铁厂和分散在各单位的众多自然厂、炉、组;建成炼焦炉643座,炼焦能力达到月产33000吨;调剂调配干部438名,组成了9783人的大炼钢铁大军,最多时达到4万多人;命名卫星炉7座、红旗炉31座。

  到1958年底,大炼钢铁运动基本结束。由于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的错误严重影响,所产钢铁大部分是土钢、土铁,根本不能使用,与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相比,经济效益很低,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畸形发展钢铁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给经济运行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二、农业“大跃进”

  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农业生产指标一路攀升。特别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各协作区召开农业会议,纷纷提出农业的“大跃进”目标。

  1957年11月3日至10日,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召开。会议要求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养猪积肥、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三大群众运动。11月11日,市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济南市郊区委员会关于大力开展以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的计划》,要求“拿出足够的劲头,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订出既积极又可靠的计划”。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市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

  1958年6月,时逢夏收,中央及各地报刊开始不断报道粮食丰产“放卫星”的消息,“农业增产有限论”遭到批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错误口号逐渐流行起来。8月2日至9日,省委在寿张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寿张县“年内实现全县亩产万斤粮、5至10万斤红薯指标和每亩密植40至50万株”的做法,竖起了全省的所谓高产丰产典型。随后,全省各地纷纷喊出“超寿张、赶寿张,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山东省的“大跃进”、浮夸风达到白热化。

  与全国各地一样,济南市郊区也开始大搞丰产田,搞万斤地瓜、五千斤谷子的高产指标,不断放出所谓的“高产卫星”。西郊人民公社创出了所谓西红柿单季亩产5000多公斤的记录。在对外不断创出“高产卫星”的同时,西郊地区的农业生产实际上陷入低谷:粮食生产急躁冒进、工作粗放,改种随意性大,导致丰产不丰收,粮食严重不足。蔬菜生产瞎指挥,纷纷制订冒进指标;受大炼钢铁影响,蔬菜生产无人过问,蔬菜大棚惨遭破坏。渔业生产只有少数村利用坑塘放养鱼苗,因水源不稳,粗放养殖,收获甚微。

  与此同时,西郊人民公社还按照上级指示,在乡、社干部中普遍开展了以反保守、创高产为中心内容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敢讲真话、不追风的干部,撤换了一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

  9月,山东省宣布已基本解决粮食问题,济南市则认为不但可以放开计划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而且还有余粮。实际上,1958年的粮食产量被不切实际的夸大了,西郊地区的粮食单产按亩计算只有155公斤,还达不到全市实际亩产粮食182公斤的平均水平。

  在不断放出“高产卫星”的同时,郊区还进行了兴修农田水利和平整土地等工作。西郊人民公社根据紧邻黄河、地势较低、地下水位高、土地盐碱涝洼严重的实际,确定了以防洪排涝为主和农田灌溉为辅的治水思路,开展了沿黄地段的水利建设。1957年前后,为了满足沿黄农田灌溉用水,维持小清河枯水期的航运,改善黄河背河洼地和改良土壤,加固黄河堤防,在市城建局的大力支持下,西郊公社沿黄河先后修建了杨庄、曹圈、北店子3处虹吸管。虹吸管等农田水利建设,给灌溉区内扩大灌溉面积、土壤改良和实施“稻改”创造了条件,也为汛期防汛争取主动发挥了巨大作用。1958年冬季,万人会战跃进湖水利工程开始;1959年1月29日,一期工程完工。1959年冬季,二期工程完工。跃进湖工程的建成,使周边2万亩土地受益。

  三、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

  随着“钢铁元帅升帐”,其他行业纷纷效仿跟进,各个领域全面“大跃进”的局面迅速形成。

  (一)工业和手工业“大跃进”

  工业“大跃进”主要表现在技术革命和厂矿企业扩建两个方面。1958年4月,省、市提出试制更多新产品的要求,全区工厂企业迅速行动,试制出了一批所谓的新产品:建钢机械厂成功试制了全省第二台万能拖拉机,文德机械厂创造了“万能搓丝机”,印刷厂试制成功了印刷机和40马力发电机等。6月底,全区积极开展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活动和技术革新运动,各厂矿企业大搞技术革新,大搞技术革命,贯彻“苦干、实干、说干就干”和“边鸣放、边鉴定、边试制”的精神,层层订出“卫星上天”计划,实现所谓的工具万能化,工作机械化、半机械化,操作自动化目标。7月1日至8月4日,全区15559名职工提出革新建议36226条。至1958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实施技术革新近万件。这些所谓新产品和技术革新项目,除少数可以利用外,多数是简单的技术改良,毫无科技含量和利用价值。

  1958年下半年,受中央在山东建设若干大中型厂矿企业特别是建设济南钢铁厂的鼓舞,槐荫区决定将原有的区属厂矿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建、改建,形成一批大的工业企业。扩建文德机器厂,计划到1960年实现年产各种机床3500台,1962年达到8400台;将济南铁工厂改建为拖拉机制造厂,计划到1960年实现年产拖拉机5000部,1962年达到15000部;将建钢机械厂与汽车修配厂合建为汽车制造厂,计划到1960年实现生产汽车2000部,1962年达到6000部;将大章机器修理厂改建为轴承厂,计划到1960年实现年产轴承300万套,1962年达到400万套;在济南砖瓦窑原有基础上,新建一个水泥厂和一个陶瓷厂。厂矿企业的盲目扩建,致使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设备不配套、工艺不完善、产品质量差等诸多问题,不少扩建、改建项目失败,造成巨大损失。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全区手工业发展势头良好。1958年6月11日,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的管理和推动手工业“大跃进”,区委发出《关于手工业合作社(组)调整机构适当集中生产的报告》,对手工业合作社(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针对当时同行业过于分散、相互竞争、试制新产品无时限、无管理等状况,提出手工业合作社也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进行“大跃进”,并对相关机构按照生产需要和可能进行调整和集中。通过区内合并、区外合并,最终将47个社(组)调整为27个,产品减少49种,手工业社员减少1102名。

  过分“求大”的手工业“大跃进”,挤压了部分领域的手工业门类,严重地削弱了手工业弥补工业产品不足的作用,破坏了原有的国民经济结构,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不得不养猪养羊和种植蔬菜,解决生活保障问题。

  (二)财贸工作“大跃进”

  1958年5月6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业及财贸工作领导,区委成立了计划办公室,作为区委领导工业及财贸工作的办事机构,全面负责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工商企业的生产分析,区办工业规划和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生产检查督促。随后,财贸系统提出了“工农业生产好比水,财贸工作好比船,要以水涨船高、乘风破狼的精神,同工农比干劲,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同工农业生产一同大跃进”的口号,并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期间,许多商店改变营业时间,采取班前班后售货窗、流动货车等办法,便利群众、服务生产。为增加储蓄,确保资金供应,全区要求家家开户、人人储蓄,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储蓄事业得到所谓较大发展。商业部门推行大购大销的“大跃进”方针,收购了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三)交通运输“大跃进”

  随着各行各业“大跃进”的深入,交通运输压力剧增,货物出现大量积压。为解决这一问题,区委在交通运输行业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散车工人的觉悟;依法处理了封建把头,加速了车辆周转,加强了计划运输,提高了运输效率。1958年,槐荫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办交通运动,专业与民间运输队伍主体全面扩大。大炼钢铁建炉高潮运输困难时期,全区干部、工人、社员、士兵、学生大力支援,采取手搬、肩挑、筐抬、小车推等形式,把材料送到炉前。以运输矿粉为例,最高每日运输量达到1600余吨,各种运输车辆1400余部,运输队伍达到5600余人。由于片面追求运输总量,忽视了运输规律和运输安全,疲劳开车、违规作业等情况屡有发生。

  (四)教育文化“大跃进”

  全面进行总路线宣传。1958年6月3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传达了市委关于贯彻八届二次会议精神的意见,对贯彻落实八届二次会议精神作出具体部署:(一)根据市委指示,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活动。(二)整风重点补课、“两参一改”和当家作主教育三合一进行。在此基础上,搞好反右、反破坏斗争,搞好肃反。文教方面主要抓整风重点补课和交心运动。会后,历时1个月的总路线宣传活动全面展开,先后出动14万人,55万人次受到教育。

  全力推进扫盲运动。1958年4月,按照省委“一年把山东变成文化省”的要求,槐荫区发起了“宣传、文教工作百日会战”。“会战”要求全区发挥扫盲协会作用,组织全部文盲半文盲入学,争取百日内基本扫除全区文盲;大力举办民办小学、民办中学与民办职业学校,争取8月底普及中小学教育。6月25日,全区举行“向文化革命进军誓师大会”,将宣传、文教跃进引向深入。8月底,文化跃进目标基本实现。全区13483个文盲半文盲,11469人入学,占文盲半文盲总数的88%。

  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教育。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普及中学教育,力求尽快建立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1958年11月,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区委要求各单位普遍建立红专学校,放手发动机关、工厂、企业、街道办学。至12月底,全区建立红专学校67处,其中红专大学29处,参加学员21206人,扫除文盲12258人; 5682名妇女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广泛深入开展文艺普及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建成了星罗棋布的社会主义文化网,达到了厂厂有阅览室、业余文工团和队队有俱乐部、图书馆的要求。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群众的文娱活动十分活跃。到1958年6月中旬,全区建立群众文艺俱乐部109个,剧团91个,歌咏队269个,文艺骨干9400人,群众文娱创作3484件。全区69个单位建立了体育协会组织,群众体育得到较快发展。

  (五)爱国卫生“大跃进”

  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推动下,全区进行了18次大规模的卫生突击活动,组织了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乱倒垃圾、不乱泼脏水、不随地丢果皮碎纸、不在马路两旁晒放有碍卫生的东西等“六不”劝阻活动,开展了颇具声势的“除四害”运动。实行了环卫分片包干、专人负责、天天清扫、定期检查评比制度,初步实现了爱国卫生经常化、制度化,全区各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卫生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区涌现了146个“五洁四无”单位,30个红旗单位;槐荫区被授予济南市卫生先进区称号。

  确保生产饮食安全,对全区自由市场进行了重点监督管理,按地段成立了315个行政小组。加强了集体食堂的管理监督,培训机关、工厂、学校等的食堂炊事员及食堂管理员496人次,食堂卫生有了较大的改善。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妇幼保健站协助各街道办事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单位建立托儿所、幼儿园百余处,举办了首次保教人员轮训;针对10岁以下儿童易感麻疹的实际,加强了对易感儿童的保护。到1959年1月,用雷击散预防麻疹30040人次,针灸预防5299人次。

  与此同时,城市建设、街道社区等也围绕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跃进”。城市建设方面,按照全市“一年绿化济南”的部署和要求,全区积极开展庭院周边植树绿化活动,要求所有公、私庭院和道路、水塘、村落周边等地区全部植树绿化,当年突击植树4万余株。同时,区人委积极引导居民在闲散空地种植蓖麻子、向日葵等油料作物,以增加生产和解决油料不足问题。街道社区方面,区委、区人委提出“苦战百日实现七好区”的口号,在街道社区掀起了以社会主义觉悟好、勤俭节约好、安全守法好、“除四害”讲卫生好、群众自办福利事业好、文化教育体育活动好、邻里家庭和睦好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高潮。同时,为解决钢铁生产和发展机械工业的用电需要,贯彻“全党全民大搞群众运动,大家一齐动手办电”的方针,开展全民“办电”运动,要求苦战一个月,完成发电设备制造任务,实现用电自给。

  四、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机床二厂

  济南第二机床厂始建于1937年,是当时全国18家重点机械企业之一。1953年4月20日,该厂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729型龙门刨床。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对工业生产高度重视,中央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视察和指导工业生产。期间,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机床二厂视察指导工作。

  1958年7月14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舒同等省、市领导陪同下,来到济南第二机床厂进行视察。他与陪同人员仔细观看了工人的操作,详细询问了龙门刨床的有关情况,鼓励大家再接再厉,研制出更大的刨床。随后,刘少奇详细询问了机床二厂的生产、管理、政治工作、学习、职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对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特别赞许。他强调,要爱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当听到工人也参加工厂管理且效果很好时,刘少奇十分高兴地说:“过去你是管理的,他是被管理的,分得很清楚;现在厂长也被管一下嘛!应该是不仅上级能管,群众也能管。”

  当天晚上,刘少奇邀请济南机床二厂等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劳动模范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座谈,对于一人多艺、一物多用、厂办学校、半工半读、组织职工家属参加社会生产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

  1959的4月11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朱德来到第二机床厂视察。厂长姚周岐向朱德汇报了工厂的人员组成、日常生产、为外厂培训学员等情况。期间,朱德不时提问,了解情况,作出指示。当姚周岐汇报到厂里人员组成情况时,朱德问道:“职工有些什么困难?女工生了孩子怎么办?”当汇报到厂里生产情况时,朱德说:“你们要管好现有企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样光靠单干不行,将来要搞‘托拉斯’,搞大协作。大企业带动小企业,机械系统你们要当龙头。”当汇报到工厂给长春机床厂培训了部分学员时,朱德说:“你们不但要向外输送机床,而且要输送技术人员。”当汇报到还给朝鲜培训了部分技术人员时,朱德说:“我们就是应该有国际主义精神,要与贫穷落后的国家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封锁。因此,你们要把技术认真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回去就能干。”

  随后,朱德来到车间视察,在刨床车间,朱德看到我国第一台729型龙门刨床时,不顾73岁高龄,执意登上刨床高台,仔细查看龙门刨床,并连声称赞:“干得好!干得好!”

  五、抗击黄河特大洪峰

  1958年7月17日24时,黄河花园口站出现了每秒22300立方的洪峰。这是1919年有水文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面对这一险情,市委严密部署,要求全市紧急动员,以迎战黄河大洪水为中心,一切服从防汛安排,洪峰情况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做好一切准备,保证随叫随到。机关、大专院校停止办公、上课,积极行动起来急赴大堤参加抗洪抢险斗争。

  7月17日当晚,区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对防汛抗洪工作提出要求:(一)在群众中做好思想工作,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思想动员。(二)建立指挥机构,成立防汛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三)按照“三线”防汛标准,迅速做好准备工作。(四)贯彻全力以赴的精神,按照街道、文教、工业等方面,将能参加的人员都组织起来,准备参加抗洪抢险。(五)既不麻痹,也不惊慌,服从命令,万众一心。7月18日,槐荫区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为组长的防汛领导小组,加强对防汛工作的领导。21日至22日,区委先后4次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动员组织13374人连夜奔赴黄河大堤,奋战5昼夜,运送土石方112762立方米,筑起宽3米、高1到1.5米、长4.5公里的防汛堤埝。23日晚,洪水安全通过济南。济南军民艰苦奋战几昼夜,终于战胜了建国以来的首次特大洪水。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槐荫兴起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党内部分高层领导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就越高,也就越能促进生产,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人民公社化在槐荫

  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随后出现了农业社规模偏大、平均主义严重和部分社员退社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发出若干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要求控制农业社的规模。然而,这个方针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执行。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要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全国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合并大社工作。

  1958年8 月上旬,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期间,毛泽东盛赞“人民公社名字好”,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9日至29日,为落实毛泽东指示,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人民公社座谈会,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义和方式。随后,省委先后转批了临沂地委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请示报告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人民公社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满腔热情的对待人民公社化运动,确保运动健康发展。从此,全省各地纷纷开始筹建和试办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全社实行统一核算和分配,鼓励实行部分供给制。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市迅速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9月14日,现属槐荫的原段店、东方红、一二五、五一、星火、火焰、红光、先锋、双喜、晨光、黎明、四合、兴林、燎原、梨园、七一、虹吸、太阳升、和平等20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了西郊人民公社。9月21日,毛泽东再次视察济南人民公社情况,出席了历城县三级干部大会,西郊人民公社参加会议的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60年6月,西郊人民公社划归槐荫区,成立槐荫人民公社西郊分社。1961年5月,西郊分社复归历城县。1968年8月合并成立东方红、太阳升2个公社。1972年4月,分别改称西郊人民公社、吴家堡人民公社。

  在农村人民公社高潮的影响下,城市也掀起了公社化热潮。1958年8月15日,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郑州市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成立。1958年下半年,济南市开始进行城市人民公社试点。其中,济南机车工厂整体划入槐荫区中大槐树街道,作为以工厂为主体的城市人民公社试点。此后,槐荫区组织兴办生产组织45个,兴办托儿所62个,兴办街道食堂56处。

  二、人民公社的特点

  (一)政社合一

  在建立人民公社过程中,根据国家农村基层政权机构同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合而为一的统一要求,为了有利于集中统一领导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仅对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而且一度不合时宜地把农村原由国家管理的财政、粮食、金融、商业等机构和人员也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政社合一的体制,导致了不讲经济效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因地制宜、不讲主客观条件,千篇一律,一种模式,凭行政命令管理经济,无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一切管理、思想、生产等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并采用发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一大二公”

  “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在建社初期,中央提出一般以一乡一社或两社为宜,后又提出可以数乡并为一社,社员达到六七千户,甚至提出万户或两万户以上。受此影响,不少办社干部错误的认为,人民公社越大越能体现共产主义,越能显示公社的优越性,越有利于大兵团作战。槐荫区由2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西郊人民公社就是实例。

  (三)“一平二调”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到处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以及特殊化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生产上在公社内部搞无偿调拨和穷富拉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侵犯了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利于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最终导致了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四)劳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中必须既有纪律,又有民主。根据中央精神,人民公社初期的劳动力普遍按照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团,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动、统一指挥。在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将几十万农民组成民兵组织,实行劳武结合,一边生产劳动,一边军事训练,还把青壮年组成基干民兵,成为生产中的突击队伍,到处都是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以民兵组织形式出现,以日夜苦战的办法搞“大兵团”作战的大突击、大会战。生活方面,人民公社内部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把社员生活都组织到集体生活中去。

  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设计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新模式,解决的是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它勾勒出一幅相当完整的中国未来社会的图景。但人民公社化运动忽视了生产关系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试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生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来迅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实行的所谓“一大二公”、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分配制度、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商品交换、逐步取消社会分工等制度和措施,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企图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是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实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第四节 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

  1958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等地视察。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大量问题,主要是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工作虚报浮夸现象不少,提出的口号不切实际等。11月2日、21日,中共中央相继召开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强调要分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遵守价值规律,批评了“共产风”和高指标、浮夸风。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在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性质,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批评了企图过早的否定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跃入共产主义的认识,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从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半年多时间的局部纠“左”。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调查研究,发现纠正“共产风”的精神并未贯彻好,“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严重。2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5月上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要求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核定1958年工农业生产完成指标和1959年计划指标。

  1958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确定在全省进行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工作。1959年2月7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抓紧春耕大忙前后有利时机,切实做好调整人民公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2、3月份,对全省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一次认真整顿。

  槐荫区委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整,初步遏制了“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一是确立新的基本核算单位,建立“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公社管理体制;二是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认真解决算账问题;三是落实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土地和时间、房前屋后零星树木归还社员私有等政策;四是解决社员的生活问题。

  第五节 “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合称庐山会议)。会议初衷是要纠“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随后,张闻天、黄克诚等对彭德怀表示支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会议随即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时机,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立即检查和克服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此后,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并首先在党员干部中迅速开展起来。

  一、开展“反右倾”斗争

  8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山东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8月12日,济南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和省委批示,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20日,槐荫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一系列指示,研究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21日,区委向各单位党组织作了部署。此后,在边学习、边贯彻、边检查、边总结的基础上,区委又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坚决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高举总路线红旗,彻底反掉右倾,鼓足更大革命干劲,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更大高潮,为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而斗争》的总结报告。

  9月17日至26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集中传达和学习了八中全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检查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和表现,明确了“反右倾”斗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深入学习,敞开思想,大鸣大放;第二阶段摸底排队,重点批评,专题辩论;第三阶段认真搞好组织处理。10月7日,根据省、市委关于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指示,区委召开基层单位党政工团领导干部会议,结合本区情况,对干部学习、群众宣传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部署。至10月底,全区303名基层党政工团领导干部中,被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的40人。至1959年底,全区共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75名,其中一类8名,二类19名,三类59名。

  到1960年6月,全区参加这次“反右倾”斗争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共计191个,党员、干部2267人;同时还吸收部分党外干部参加了学习和讨论。共揭发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9人,存有严重右倾思想和严重个人主义的31人,占全区领导骨干的3.22%。此外,还揭发出了一批动摇不坚定分子和个别问题上认识不清的人。

  这次“反右倾”斗争,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打击面之广、上纲上线之高,比反右派、“整风补课”和“拔白旗”运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得到助长和延续。1961年10月17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区委成立甄别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甄别工作。大多数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斗和处分的干部群众得到平反。其他被错误处理的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二、继续“大跃进”

  “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进程,使“左”的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1959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把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农村实行的“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工到户、发展副业、停办食堂等调整措施,说成是“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加以批判,要求在“反右倾”斗争中揭发批判。此后到1960年10月,全国掀起了新的生产“跃进”高潮。

  (一)经济工作重提高指标

  1959年9月,根据全市经济工作新“跃进”要求,槐荫区将1959年上半年有所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提出进行辩论批判,要求工业、财贸各条战线建立月月高、旬旬高、步步高的生产工作新常规,以月递增20%以上的速度,在11月底之前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力争全年产值计划超额完成22%。10月,为配合运动的开展,槐荫区召开“反右倾、鼓干劲,大闹技术革命,夺取十一月大决战全胜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再接再厉,鼓足干劲,敢想敢干,大闹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把增产节约运动和技术革新结合起来,保证各项生产建设工作继续高速发展。

  在农村,继续盲目要求加速发展社有经济,再次刮起“一平二调”风,无偿抽调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工具等,破坏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人民公社初期发生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现象重新盛行。农业生产上瞎指挥、虚报产量、浮夸风又有所发展。

  1959年至1960年初,按照市委确定的年度生产计划,槐荫区将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定位为“继续跃进”,提出了“日日红”、“月月红”、“旬旬红”、“满堂红”的要求,并先后开展了产值翻番、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运动,提出了年内基本实现手工操作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不切实际的口号。

  (二)成立城市人民公社

  1959年12月7日,经市委报经省委批准,济南市调整行政区划,决定撤销市中区,将市中区所属的8个街道办事处和历城县的31个生产大队划归槐荫区管理。

  196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4月,为推动全省城市实现人民公社化,山东省委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办公室。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济南市委要求全党全民立即动员,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

  4月5日,槐荫区委成立了人民公社领导小组。5月8日,经市委批准,成立了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6月初,市委决定恢复市中区,分别建立槐荫、市中人民公社。

  6月11日至13日,槐荫、市中两个人民公社同时成立,并联合召开了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槐荫、市中人民公社实行章程(草案);分别选举产生了公社管理委员会。诸葛士廉当选为槐荫人民公社社长,王明亮、李新敏、术德盛、高勤文、樊家盛当选为副社长。随后,槐荫人民公社与市中人民公社又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会后,槐荫区所属的7个分社党委划归市中区。同时,为适应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需要,区委决定调整基层党组织,撤销区属15个街道办事处党总支,分别设立机车工厂、第二机床厂、振兴街、经三路等11个分社党委。此后至1963年2月,槐荫人民公社党委与槐荫区委同时存在,合署办公。当时为强化城市人民公社的职权,都以槐荫人民公社党委的名义开展工作。

  槐荫区城市人民公社化过程中,贯彻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围绕“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这一中心,按照“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发展社办企业和集体福利事业,逐步达到“三网” (食堂网、服务网、托儿网)“三化”(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要求。到1960年6月,全区已有生产厂(组)87个,生产人员6616人,其中100人以上的工厂27个,另外还有197个分散的生产小组,生产人员4283人。1959年,社办企业产值达到3034万元,比上年增长2.42倍;1960年1到5月达到1887万元,同比增长4.16倍,各种产品553种。同时依据群众需要和自愿原则,举办了集体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城区内各种食堂274处,就餐人员66000余人,占应就餐总人数的81.18%;托儿所、幼儿园128处,收托儿童11249人;生活服务站17处,服务小组180个,服务人员1513人。市中区恢复建制后,辖区内社办厂(组)锐减。至1960年底,全区共有社办厂(组)34处,生产人员4108人,生产的产品达到270种,其中小商品127种,分散的社办工业生产小组173个,参加生产的人员4289人,社办工业成为工业战线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同时为支持粮食和钢铁生产,采取了“撤、并、停、改、扩”等方法对社办工业进行了初步整合,节约出工人1928名。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以及生活服务站等也有所发展,其中公共食堂637处,就餐人数达到84000人;托儿所幼儿园294处,收托儿童8707名;生活服务站59处,下设服务小组191个,服务人员893人;成立敬老院6处,供养老人61人。

  城市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全民所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并存,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城市人民公社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凡报名入社的都作为社员,社员分为挂名社员、实际参加集体生产社员、生活服务劳动社员。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分子不得入社,必须被监督进行劳动改造。在政社关系上,区社一级,分社一级实行政社合一,摘掉街道办事处牌子,凡以工厂、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分社,党委书记、委员大多数由各工厂、机关、学校党员负责同志兼任。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正如当时的民谣所述:“毛主席领导翻了身,如今又把公社办,若要吃饭进食堂,拆洗缝补服务站,小孩入了托儿所,老人进了敬老院,家务劳动社会化,一心一意搞生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一切都在向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过渡。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虽然在组织闲散劳动力、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发展公共服务事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 “左”的思想的影响,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城市管理的客观需要,具有十分明显的弊端。一是公社体制与城市管理不相适应,实际上是采用小农经济形式来管理现代化大城市。公社成立后机构层次增多,工作人员增加,调度指挥失灵,通信渠道严重堵塞,原来形成的社会管理机制失效,社会矛盾大量增加,却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二是实行“一大二公”, 严重混淆了两种所有制,损害了群众利益。三是破坏了社办工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大合大并,小厂并大厂,集体转全民,盲目贪大求洋,片面追求产值,忽视小商品生产,管理过于死板,企业生产缺乏灵活性,阻碍了社办工业发展。四是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不论盈亏,不讲核算,企业与职工缺乏积极性。五是在大办集体福利事业过程中要求过快过急,脱离实际,集体福利事业普遍出现服务质量下降、成本增多、出现亏本等现象。

  1960年12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对农村人民公社进行纠“左”,这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转折点。《指示信》批评了公社化运动中急于过渡,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不联系实际的错误做法。1961年2月,按照《指示信》要求,槐荫区委连续召开常委会议和党员干部会议,联系辖区公社化实际进行了认真整改。1962年10月,对31个分社工业企业、1878人,采取转向撤销和分散生产的办法,压缩了公社劳动力。随后,全区街道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12月18日,根据市委《关于调整市区部分组织机构通知》精神,区委决定撤销区人民公社党委和各分社党委,恢复设立9个街道办事处和党总支,与分社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963年1月,原槐荫区城市人民公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后果

  “大跃进”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采取了错误的方法,而遭到严重挫折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广大群众在我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急于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我们党的领导在缺乏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和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把革命战争年代所熟悉的成功经验,转而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企图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把经济建设很快搞上去的一次尝试。

  “大跃进”、持续“大跃进”以及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困难时期,使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调,重工业高速跃进,农业持续大幅减产,轻工业生产倒退,经济发展失衡;城市地区压缩人均粮食定量,广大群众生活质量严重下滑,非正常死亡和外出逃荒现象蔓延,形势非常严峻。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大跃进”运动逐渐停止。

  “大跃进”运动期间,槐荫区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以当时人们特有的精神风貌,在不怕苦、不怕死的拼搏精神鼓舞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业上,特别是重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冶金炼焦工业从无到有,基本工业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增长,技术革新力量不断加强,新型工业产品不断涌现,劳动工具有了极大改善。农业方面大力兴修水利,防汛抗灾能力得到提升,土壤改良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功。另外在学校教育、医疗卫生防疫、体育等方面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左”的错误指导,过高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严重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各条战线浮夸、弄虚作假和瞎指挥风气盛行,给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和教训。

  一是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全区人民不分工、农、商、学、兵都全力投入,集中了上万的强壮劳动力。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尽管全民动员,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分昼夜雨晴地勘矿采矿、采煤炼焦、伐树炼炭、建炉炼铁,但各种土炉根本达不到炼铁要求,效率低下,成本巨大,事故不断,生产出了大批废渣,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由于农民丢下农活“找矿”“炼钢”,致使大量玉米、红薯等秋粮和经济作物无人收获而烂在地里,或者草率收割大量抛撒,人为地造成了粮食丰产却减收的情况,大炼钢铁运动,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是过分强调高指标、高速度,浮夸风盛行。高指标、瞎指挥使全区人民在各种“大办”中疲于奔命,没日没夜地做无用功,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消耗达到了极限。与高指标紧密相伴的必然是浮夸风,从各级媒体对各地大放“卫星”竞相报道开始,自欺欺人的浮夸风在全国弥漫。为了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有所交代,槐荫区也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情。高指标导致高估产,高估产又导致高核产,高核产就必然导致高征购。为完成任务指标,城区各产业部门不惜以降低生产质量为代价,满足产量任务的要求,生产出大量不合格产品,有的为完成产值,还不计成本,只能依靠贷款支付工资。郊区农村由于年年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农民留下的口粮少之又少。

  三是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困难。“大跃进”运动的各种大“办”,导致城市劳动力极度匮乏。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全区从农村或外地大量征调劳动力,致使城市人口猛增。1957年槐荫区城市人口138578人,到1959年猛增至318291人,在采取劝退返乡、人口精简等措施后,1960年城市人口依然有272615人,粮食供应极度紧缺,人均粮食定额一减再减。1960年,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全国提出了“低标准,瓜代菜”的口号,全区也一度喊出“以菜代粮”的口号,全区除了加大蔬菜种植,试制和生产人造肉精、小球藻外,还收集各种干菜、树叶等代食品以解决粮食困难,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同时,手工业生产受到冲击和挤压,市场供应大量减少。据1959年不完全统计,手工业产品较1957年减少163种,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四是违背了客观规律,打乱了正常的城市建设和生产管理秩序。运动期间,为了实现“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出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大破大立”的口号,以往行之有效的生产秩序、规章制度被指责批判。原有的管理机制被废除,新的规章制度建立不起来或残缺不全,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情况时有发生,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大下降。运动期间,在“先生产,后生活”思想指导下,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为满足区街工业大办、城市涌入人群生活和解决城市粮食副食品供应等问题的需要,小型工厂、企业、养猪场、菜园等到处插建,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历时3年的“大跃进”原本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快一些过上好日子,最后却以严重的失误给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大跃进”期间,槐荫区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大跃进”工作的要求和部署,所犯错误是贯彻性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避免。“大跃进”告诫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光靠一腔热血和冲天干劲,更要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在贯彻执行上级指示时应当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正确结合起来,敢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大跃进”期间,全区生产力虽然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在区委的领导下,全区人民仍为实现各项“跃进”指标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对槐荫经济建设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时完成的很多建设工程至今仍在造福子孙后代。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探索

  “大跃进”期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以及“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出现失误,不仅没有使经济建设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反而使各项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加上自1959年起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甚至全国人民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1960年初,中共中央面对现实、审时度势,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国民经济调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委部署要求,槐荫区认真回顾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同时,进行了经济和各方面调整,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开始得到恢复。

  第一节 贯彻“八字方针”与国民经济调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了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难。为全面了解全国各地形势,推动工农业生产,1960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李先念、杨尚昆陪同下再次到全国各地视察。

  5月2日清晨,毛泽东到达济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济南西郊铁路专线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时值山东遭受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并提出要好好搞水利,要搞10年的计划。当听到有70%的农民需要依靠国家返销粮度荒时。毛泽东面色凝重。

  随后,毛泽东在济南接受了中外记者采访,接见了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提出进行国民经济调整。9月30日,中央批转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关于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十二条”。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重要转变,表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得到恢复,“大跃进”的错误得到纠正,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

  1960年10月20日至22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前段工作中的错误,对于全省形势的好转起到了重要作用。11月7日,省委发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全省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为实现保人、保牲畜、保夏收、保社会治安的目的而奋斗。

  从1960年秋季开始,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槐荫区在检查纠正“大跃进”错误、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组织安排城乡人民生活的同时,开始贯彻执行党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

  一、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1960年8月,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抗灾备荒、抢种秋菜的指示,区委开始部署突击抢种秋菜工作。同时,抽调10余名干部组成检查组,到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督促各单位在992.5亩空闲土地上全部种上秋菜。随后,为了搞好秋收秋种,全区掀起了秋季农业生产运动的高潮。按照区委要求,广大社员积极加强晚秋作物管理,确保秋季丰收;搞好复收复打,增加粮食产量;做到随收随耕随种,积极抢种小麦和冬菜,共播种小麦4万亩,种植冬菜1.1万亩。

  9月2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要求,区委研究具体措施,压缩城市人口粮食定量标准。通过层层发动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不同行业、工种等,对非农业人口粮食定量标准做了相应压缩,将节约出的粮食支援灾区。其中,市、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大专院校学生,粮食定量由每人每日300克压缩到275克。

  11月1日,为加强对生产救灾运动的领导,槐荫区成立了生产救灾指挥部,并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10月下旬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开展生产救灾运动,要求切实做好庄稼复收复打、粮食蔬菜种植、节约用粮、代食品制造、群众生活安排、医疗防疫、耕畜农具保护、粮食物资调运、干部支援农业、治安保卫等工作,确保实现保人、保牲畜、保夏收、保社会治安的目标。同时强调,要把受灾情况向群众讲清楚,发动群众节约粮食,想办法大搞生产;落实好代食品问题,搞好生产;突出对水肿等疾病治疗,让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康复;搞好群众生活,发动检举揭发粮食部门克扣粮食现象等。随后,区委书记王寿春带领区委和生产救灾指挥部成员,深入农村和干部群众,走家串户,认真调查研究,精打细算,安排群众生活。

  围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槐荫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于缓解灾情起到了一定作用。随后,区委以《关于改进居民群众粮食供应工作情况报告》为题,将粮食供应工作情况向市委写出报告。11月21日,市委转发这个《报告》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但由于“大跃进”和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紧缺,群众生活依旧十分困难。调查发现,1960年郊区粮食产量比1959年减少36.9%,比1958年减少53.47%。1960年6月至1961年6月,灾区人均口粮143.3公斤,到1960年10月底已吃掉大半;从1960年11月到翌年6月底,每人日均口粮仅有212.2克。小麦种植质量差,施肥不足,白茬地下种占30%。农村劳动力迅速减少,1958年以来西郊地区整、半劳力减少5579人,占原有整、半劳力的18%;耕畜减少1261头,占原有数的24.8%;农具破坏情况也十分严重。水肿病、白喉病、麻疹病等不断蔓延,部分人员因病死亡。城区机关、工厂、企业人员的粮食定量已经压缩,但仍需从8个月的粮食中节约出1个月粮食支援灾区。

  1960年12月1日,为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区委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研究。会议认为要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以生产救灾、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思想教育运动;以食堂为重点,发动群众,采集树叶,打晒干菜,精心安排好群众生活;做好群众疾病治疗工作;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同时,抓好生产。同时,会议还对搞好交通运输、动员职工家属返乡等其他生产救灾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根据区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区人大四届一次会议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号召全区深入开展生产救灾运动:(一)积极搞好农业生产。郊区社员群众要积极加强小麦和越冬菜的田间管理,确保1961年夏季丰收;机关、学校、工厂等企事业单位要充分利用本单位的一切空地,干部职工每人至少种植1分至1分半地的蔬菜或粮食,确保寸土不空,力争实现蔬菜自给;积极开展大种蔬菜、大种粮食、大搞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性运动。(二)妥善安排群众生活。管好粮食,加强管理,办好食堂;推行以分社为单位设立综合商店、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设立综合供应点的经验,保证粮、煤、菜、盐等生活日用必需品供应。(三)做好疾病医疗工作。以治疗水肿病为重点,采取增加营养、适当休息和医疗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尽快治好现有病人和防止新的发病;落实劳逸结合制度,郊区实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度,市区不许加班加点开展工作;注意保护和照顾慢性病人、老人、产孕妇等特殊群体;建立健全基层医疗预防网络,加强饮食行业和公共食堂卫生管理,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四)大力开展支援农业生产运动。压缩城市非农业人口,支援农业生产。(五)加强治安保卫和人民武装力量。积极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保证生产救灾顺利进行。

  随后,为进一步节约粮食和减小粮食供应压力,槐荫区根据市委要求再次降低粮食定量标准,市区非农业人口粮食定量下调12%,粮食品种以地瓜面、玉米面等粗粮为主;肉、蛋、糖、糕点等实行凭票供应,且基本只有节日才能供应少许。为弥补口粮不足,区委遵照“低标准,瓜菜代”口号,要求实行按计划分段用粮,提倡多吃蔬菜和粮菜混吃,同时发动职工群众利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种粮、养猪养鸡,大搞代食品生产和熟食增量。期间,全区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地抢种冬菜569亩,收集各种干菜树叶等代食品125.5万公斤。新沙王庄、南沙王庄、南吴家堡地区扩充菜地2000亩。在抓好生产的同时,抽调干部加强了公共食堂的管理。

  为确保辖区少儿身体健康,区委组成5个检查组,对全区85个幼儿园和托儿所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发现,其中25个幼儿园、托儿所由于管理混乱和调剂生活问题突出,致使孩子营养不良,各种疾病不断发生。针对这种情况,区委要求全区托幼单位进行了集中整顿。

  1961年4月22日,市委、市人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粮食管理,堵塞粮食管理工作中的漏洞。7月1日,按照市委、市人委指示精神,区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全面开展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工作。20日,区委召开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党员厂长、科长和负责粮食工作的党员干部会议,对开展核定人口和核定粮食供应工作作出部署。此后到9月上旬,槐荫区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工作基本结束,堵塞了粮食管理中的漏洞。同时,为了贯彻全市蔬菜产供销代表会议精神,缓解蔬菜供应紧张的形势,槐荫区开放了昆仑街蔬菜市场,以便郊区蔬菜上市交易。

  1962年1月,根据市委关于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群众生活的指示精神,区委开始以困难户为重点,以吃、穿、住为内容,采取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发动群众、自查互查相结合和听、看、访、议、帮的方法,抽调319名干部和509名积极分子,组成86个检查组,对全区工业、财贸、文教、街道4个系统86个集体单位和全区的“三店一堂”(粮店、菜店、煤店和公社食堂)进行普遍检查,对生活困难群众进行了适当安排。年底,区委、区人委再次对入冬以来人民群众生活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并形成了《关于当前群众生活情况检查报告》。市委认为槐荫区这种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遂批转全市各单位参考。

  7月13日,济南地区突降暴雨,6小时内市区降雨量达298.4毫米,西郊263毫米,沟道河渠发生溢涨漫延,房屋、道路、桥梁相继被冲毁。暴雨天气持续长达一月之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威胁。期间,全区因暴雨和山洪灾害导致死亡3人,伤12人;倒塌房屋6069间,水泡危房3313间;冲坏路面10多万平方米,冲毁涵洞8座;冲走粮食2750公斤、被服1300多件,毁坏家具3100多件。同时,大面积的粮田菜田被冲毁,15个工厂被迫停工,不少车间、商店、仓库被冲淹,损失多达17.65万元,给全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面对这种形势,区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市委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研究本区的灾情和应采取的措施。决定抽调3256名机关和街道干部,分9个小组深入到基层抢险救灾,将1432户群众从危房中迁出,分别安置到食堂、学校和礼堂;突击抢修房屋,拨出粮食7900多斤,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了医疗抢救,及时解决了受灾群众的吃、穿、住、用和疾病医疗等问题,稳定了群众情绪。同时,贯彻依靠集体、依靠生产自救方针,深入发动群众,树立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互助互济、克服困难思想,采取因陋就简、集体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1649户、2145名受灾群众参加了拆洗缝补等生产自救活动,缓解了受灾群众的生活困难。

  到196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发展,全区性的大规模生产救灾运动基本结束。据统计,生产救灾期间,全区先后发放社会救济款76578元、救济棉布110652尺、棉花8327公斤,救济困难群众4369户、13171人;组织免费医疗324人次,减免医疗费7122元。加强烈军属工作,发放优抚款61603元;积极安置社会闲散劳动力,增加了居民群众收入,救济户、困难户的生活基本得到了妥善安置。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全区人民最终度过了最严重的3年困难时期。

  二、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

  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类建设项目大批上马,城市劳动力严重紧缺,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国家财力负担加重,给市场供应特别是商品粮和副食品供应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又给农业恢复和发展造成了影响。因此,精简机构,裁减企业职工,压缩非农业人口数量,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有效重要措施。

  1960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一线。1961年5月,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对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问题提出要求。随后,省、市委先后召开会议,就节约备荒、节约度荒、降低粮食定量、节约粮食消费和压缩城市人口作出安排部署。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委要求,槐荫区开始了压缩城市人口等工作。

  (一)动员干部职工家属返乡

  1960年下半年,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区委多次召开会议,动员干部职工家属返乡。到年底,全区共有1329户、3759名干部职工家属返乡参加农业生产。1961年10月,由于家在灾区的干部职工家属迁居市区度荒现象严重,造成城市生活日用品供应量迅速增加,区委向市委提交了《关于迅速劝阻和制止干部职工家属盲目迁入城市的报告》,提请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27日,市委批转这个《报告》并转发全市。按照市委批示精神,区委要求各单位对此加强教育,严格控制干部职工家属涌入城市,并对家在灾区的干部职工家属给予关怀和帮助,对已来济家属迅速动员回乡参加生产,使干部职工家属来济度荒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压缩城市人口

  1961年9月,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压缩城市人口,精减劳动力”的指示,区委开会部署精减城市人口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当年完成精减城市人口6087人,超额完成原定精减6000人的计划和任务。1962年,市委分配给槐荫区精减城市人口的任务为1470人。截止到6月30日,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全区实际精减城市人口4967人,超出计划指标2.4倍。

  (三)精减机构和干部职工

  1960年10月,市委制定并发出《关于精减机构、整顿编制、下放干部的初步意见》,要求对全市国家机关、工矿企业等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作相应调整,合并撤销一些重复机构,有些单位进行合署办公。12月,槐荫区五届一次人代会提出,区级机关按照现有干部数精简20%,并实行“二一一”制度,即50%的机关干部下放基层蹲点,25%的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巡查,25%的机关干部留守机关;全区所有机关、工厂、学校的干部职工家属以及市民群众,有条件的都要自觉参加农业生产。1962年8月7日,区委按照上级“精兵简政”的要求,决定撤销区委工业部、财贸部、公社工作部,其工作职能分别移交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和统战部。

  据统计,全区在生产救灾期间共精减干部职工9902人,压缩城镇人口12488人,支援了农业生产,协调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巩固了工农联盟,缓解了城市商品粮和物资供应的压力。同时,妥善安置被减国家职工和社会闲散劳动力4391人。

  三、经济工作调整

  进入1961年,遵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槐荫区认真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整。

  (一)工业与手工业调整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收入。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原则。

  1961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和“手工业三十五条”、“工业七十条”规定,槐荫区委先期对全区分社工业企业情况进行调查。据统计,全区5个分社共有较成型的厂(组)24个、车间51个、生产小组106个,职工1962人,主要产品61种;有生产资金101.96万元,其中流动资金7.48万元,固定资金27.78万元;主要机器设备518台。

  1962年9月8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深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围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继续精减城镇人口、自由市场管理、社办工业调整等方面提出了贯彻意见。10月8日,根据中央关于“分社工业基本上应当停办”的要求和市委有关指示精神,区委本着“留、转、退、减”的原则,有计划地合并部分原料不足、产品质量差、管理不善、成本高、长期亏损的企业,调整“四服务”生产产品比重,对区属手工业和社办工业企业的经济性质、组织规模和生产方向进行了调整。经过调整,驻区40个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14个区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上交省、市归口管理;确定暂时予以保留的分社企业11个,职工585人;转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20个,社员826人;转为个体手工业者及小商贩的98人;精简回农村和从事家务劳动的165人。同时,本着“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集中力量,发展生产”的指导思想,先后将五金加工厂、锻压厂、机械厂、玛钢厂、化工厂、服装厂等14个分社工业企业划归区管。

  1962年的调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工业生产规模得到调整和压缩。到年底,全区还有公社直属工业和分社直属工业企业42家,职工2526人。工业总产值虽只完成505.8万元,比1960年下降了90%,但产品比例趋于合理,突出了支援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其中,为农业和供应市场提供服务的工业企业达到33个,占全区工业企业总数的78.3%;支援农业产品品种达74种,比1961年增加27种;小商品生产品种比1961年增加41种。

  通过3年工业调整,全区工业内部及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日益协调,工业生产趋于良性发展,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了企业管理,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增加了产品品种,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完成。促进了技术革新工作,研制成功了新产品35种。根据41种产品质量检查,13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根据31种可比产品成本检查,1962年比1961年降低生产成本7.1%;52种生产计划中,43种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同时,进行了清仓核资和企业挖潜工作,减少了浪费,改进了企业管理。全区企业管理费用降低16.5%。同时,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较快发展,1962年完成货运量36.74万吨公里,占全年计划的104%。这些都是贯彻“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果。

  (二)农村人民公社调整

  农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重点。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农业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12月,山东省委连续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地市委书记会议,要求解决“五风”问题。1961年1月12日至13日,济南市委召开常委整风会议,对市委两年来关于农村工作领导方面存在的主要缺点和问题进行了检查,对全市纠正“五风”和整顿人民公社提出要求。

  1960年12月2日,槐荫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农业十二条”精神,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管理体制、分配体制和社员生活等问题。12月11日,区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对落实“农业十二条”和“整风”“整社”作出规定:(一)通过各种大会和训练班,认真学习中央“农业十二条”,深入总结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二)广泛宣传中央“农业十二条”规定,彻底纠正以“一平二调”为主的“共产风”,解决好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分配体制和社员生活等问题;(三)深入检查批判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五风”现象,严肃处理营私舞弊、打人骂人问题;(四)整顿干部队伍,继续健全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认真总结经营管理经验,加强制度管理。与此同时,按照市委要求,槐荫区委作出了整风检查报告,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出现的“五风”错误,较好地肃清了“五风”危害,认清了“五风”带来的困难局面,坚定了生产救灾的信心,为整顿人民公社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对于解决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平均分配问题、规模偏大问题、民主管理问题等提出了具体要求。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执行情况,对“农业六十条”作出修改,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农业六十条”的发布对于稳定农民情绪、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为促进农业发展、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重要转折点。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济南市及市辖各区对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小了公社规模。1961年5月,槐荫区所属西郊人民公社共31个生产大队划归历城县管理,改称西郊区公所。7月,组建了段店、金庄、朱庄、郑庄、吴家堡、王家庄6个人民公社,并设立公社党委。1962年1月,从吴家堡公社划出13个自然村,组建了西沙人民公社及其党委。3月,增设田庄人民公社及其党委。9月,各公社相继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与此同时,原联村大队建制撤销,按照自然村建立生产大队。西郊人民公社调整分设为8个公社。 二是理顺了管理体制。1960年,按照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的要求,本着给予生产队部分所有权和生产自主权的原则,多数人民公社将生产、管理、分配权下放到生产大队。在此基础上,1961年开始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队实行 “四固定”和“三包一奖”制度。在生产管理上,依据公社、生产大队的计划,由生产队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全年计划和季节计划,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一直持续沿用到1984年。三是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1961年上半年,农村公共食堂宣布解散。此后,又相继恢复了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停建了徒劳无益的水利工程,撤销了大批工副业项目,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实行了“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对向国家交售畜禽产品的农户实行奖励,畜牧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实行了“先留后购”的农产品收购政策,改统购包销为大统小放(即70%交国家,30%自由销售),减轻了农民负担;落实了农产品奖售换购办法,提高了粮、棉、油和畜禽产品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群众的收入;逐步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开放了南辛庄、北大槐树粮食市场,增加了农产品供应。

  农村人民公社调整措施的实施,使广大农民被挫伤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集市贸易重新兴起,家庭副业逐渐活跃。1963年,全区农业生产开始回升。此后,按照中央继续调整政策和省、市委部署要求,区委通过选派机关干部支援农业,推广先进种植技术,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三)商贸流通业调整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商业四十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消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要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

  从1961年下半年起,槐荫区认真贯彻中央“商业四十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当年平衡,略有回笼”、“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商贸流通业进行了调整。一是加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供应。结合生产自救运动,有计划地组织工农业生产资料和城乡人民生活物资的供应,基本上满足了工农业生产需要和人民群众生活急需。1962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完成2431万元,商业进货计划完成112%,销货计划完成116%,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安排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恢复了部分合作商店和集市贸易。1961年,恢复合作商店,部分合作商店从国营商店析出。1962年,全区合作网点增至148个;另有社办商店28个、门市部31个。同时,恢复了西市场、昆仑街两处集贸市场。三是扶持发展个体工商业户。1962年,根据有利于生产和方便群众的原则,调整增设了7处修理服务网点;批准1330名从事修理服务业的手工业者实行个体经营,进一步方便了群众。到年底,全区个体商户增至1527户。其中商业995户,服务业106户,饮食业426户。四是加强了市场管理。在坚持国营商业领导的前提下,在活跃商贸流通业的同时,加强了市场监管。1962年,在西市场、昆仑街2处集贸市场建立了管理所,并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要求实施管理,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合作商店中建立政治指导员制度,加强对小商贩的改造;积极调整集贸市场布局,撤销了11处比较集中的零星市场。针对集贸市场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等消极作用,采取正面教育、经济措施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贩卖票证活动,要求集体单位到市场购买副食品须经市场管理委员会批准,禁止了私商经营粮、油、棉等统销物资,取缔了票证买卖和工业品非法交易,同投机倒把行为进行了斗争,打击了违犯国家法令、破坏市场秩序的不法分子,保护了合法经营和正当交易。商贸流通业调整,对于促进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财政金融方面,通过管紧现金、管紧贷款,逐步减少了货币投放,增加了货币回笼。及时发放必须贷款,收回不合理贷款,促进了企业的经营管理。1962年,全区货币回笼比1961年增加150%。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银行储蓄逐步上升。加强了税收稽征管理,保证了财政税收的完成。1962年完成各项税收1731.78万元,占全市核定计划的108.24%。

  1962年的工业调整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全国范围内某些工商企业亏损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工业内部特别是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问题还比较突出,产品不对路、质量差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为此,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决定从1963年开始,再用3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

  从1963年起,按照中央指示,槐荫区继续贯彻工业调整方针。1963年,区委作出决定,调整区街工业企业归属,街办工厂(含10个社会福利工厂)全部归区管理,区直属厂主要从事服务性生产,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不再组织生产。同时,将31个分社工业企业调整为11个社办工业企业和5个生产合作社。1964年,投资89万元,对区直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企业生产能力,相继开发出标准件、玛钢件、铸管等新产品。同年,1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交市归口管理。1965年,按照“家家搞生产,户户无闲人”的要求,成立了区劳动服务总站、区劳动服务大队,组织社会闲散劳动力从事生产。1966年上半年,全区已有生产组77个,生产服务项目56种,参加人员4861人。

  经过3年的继续调整,全区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6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全年计划的128%,比1964年提高62%;产品质量比1964年有大幅提高,其中铸管增长79%,瓷管增长78%,绝大多数产品赶上先进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4年提高42%;可比产品总成本比1964年下降13%;企业利润比1964年提高75%。

  第二节 社会政治关系与文化政策的调整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面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也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决定,槐荫区积极进行干部甄别平反、政治社会关系调整等工作,为战胜严重困难、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

  一、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1957年至1961年初,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不少干部群众在整风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因为被“拔白旗”、错划右派等受到了错误批判和处理,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槐荫区委在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同时,为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

  1961年6月7日至16日,市委召开整风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总结,检查了市委在经济领域、城市工作、领导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决定,从6月份开始,在全市分三批开展干部整风运动。按照市委要求,槐荫区委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开展整风鸣放,深刻检查了“大跃进”以来的突出问题。同时,根据基层干部群众提出的意见,积极进行整改,调整工作思路和领导方式,改进了工作作风。

  7月20日,市委部署开展甄别工作,确定对在“整风补课”、“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民主改革补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予以平反。25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要求:甄别平反问题,全错的要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要转变领导作风,坚持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扬党内民主,从实际出发,提倡说真话办真事。10月17日,槐荫区委成立甄别工作领导小组,抽调部分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并确定对1957年以来包括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开始甄别工作。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7000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提出要求。随后,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5月8日,市委批转了甄别领导小组《关于前一段甄别工作的部署总结和今后意见的报告》。7月16日,槐荫区委召开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对继续开展甄别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到1962年底,全区党员干部甄别工作基本结束。期间,对159名受到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通过甄别,受到错判或基本错判予以平反的52名,部分错误部分平反的63名,原结论正确或基本正确不予平反的44名。一批受到批判斗争、戴了各种政治帽子和受到处分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得到了甄别平反。受“左”的思想影响,仍有部分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未予平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二、社会事业领域的调整

  社会事业领域的调整是从制定科研、高教、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开始的。1961年6月至1962年3月,中央先后围绕加强科学研究、高等学校、文化艺术等制订出台了一系列工作条例,明确了应该如何看待“红”与“专”和坚持“双百”方针关系问题,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按照中央要求,槐荫区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进行了调整。

  (一)教育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提高了教育质量,扩大了办学规模。到1963年6月,全区扩建小学2处,增加教学班24个,小学总数达到33处,教学班508个,在校学生23830人。其中,在校学生比1960年增长13.5%,比1957年增长63.1%。积极提倡群众办学,兴办职业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各1处,整顿扩大了原有民办中学,解决了部分社会青年的学习问题,对于普及文化教育、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0年,全区96个单位设立职工教育委员会,32个单位设立职工教育办公室,实行业余、半工半读、脱产学习相结合,“区校”(区工会职工业余学校)与“厂校”相结合,厂办与车间办相结合,单位办与联办相结合的形式,由过去单一的文化学习,发展为以政治学习为中心,以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全区学习人数达40426人,其中扫盲班190人、高小班16180人、初技班11686人、中专班7959人、大专班323人、科学研究班118人、政治理论班973人、老工人特别班89人。

  (二)文化工作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文化艺术工作方针,积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活跃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济南市曲艺团曲剧队下放归区,成立槐荫曲剧团(团址设在振成舞台),为全国两个曲剧团之一。随后,积极开展写新、说新、唱新活动,全区各厂矿企业、学校、机关等的职工群众创作了大量反映现代生活和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

  (三)体育工作

  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强体育工作。1960年4月,召开了全区第二届运动会。要求基层各单位普遍建立体育协会,成立篮球队、田径队、足球队。到1963年,全区基层单位成立体育协会80多个,并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了职工群众的体质。继1959年机车工厂职工张兴运获得全国马拉松比赛运动健将称号后,轮胎翻新厂职工黄凌华于1960年获得全国摔跤比赛第二名。

  (四)卫生工作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进行疾病防治工作,深入开展了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初步防止了一些疾病的传染,有效的保护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全区医疗机构逐年得到加强,充实了医务人员,增加了医疗设备,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积极预防和减少了季节性的传染病和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白喉、伤寒、麻疹的发病率显著下降。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新探索

  1961年至1965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逐渐回到原有轨道并取得新成就的时期。期间,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继续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新成就,积累了新经验。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槐荫区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借鉴外地经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了团结和带领全区人民战胜灾害,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经济调整政策,槐荫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定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坚持了区人委议事决策制度,加强了街道基层组织建设,为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和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政治保证。

  (一)定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

  1960年12月7日至8日,槐荫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会代表205人。会议听取了区人委和区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肯定了全区在生产救灾、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政法等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因工作失误对工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制定了生产救灾的具体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18人组成的第四届区人民委员会;诸葛士廉当选区长,王明亮、术德盛、李新敏(女)、高勤文、樊家盛当选副区长。选举孙立厚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同时还选举产生了68名出席济南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3年5月27日至30日,槐荫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会代表187人。会议听取审议了区人委和区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肯定了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全区各项工作出现的新变化。号召全区人民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做好集体经济调整,促进经济发展。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区人民委员会委员21人;赵熙洪当选区长,禹心田、魏德宸、殷龙山当选副区长。孙立厚当选区人民法院院长。同时,会议还选举产生了69名出席济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3年至1965年,槐荫区第五届人大先后召开了5次会议,先后围绕落实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方针、“工业学大庆”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突出政治”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进行了讨论,并转化成为全区人民的行动。

  (二)落实区人委议事决策制度

  认真贯彻执行人民民主制度,进一步活跃民主生活,定期召开区人民委员会议。坚持重大问题由人民委员会议讨论决定,政府部门认真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恢复了区长定期接待人民代表制度,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进一步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三)加强街道基层组织建设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了街道基层组织建设。1962年10月10日,全区基层组织整顿工作在西市场分社进行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整顿工作全面展开。到10月底,全区71个居民委员会、1081个居民小组调整为88个居民委员会、1326个居民小组。同时,在各居委会普遍设立了生产服务、治安保卫、文教卫生、优救福利、民事调解等业务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街道工作。

  此外,还加强了征兵、民兵和民族工作,开展了法制教育宣传。

  二、增产节约与“工业学大庆”

  1963年3月23日,区委召开基层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委有关指示精神,部署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号召各基层单位比先进,找差距,掀起生产新高潮。

  5月27日,区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指出:以“五好”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不少单位仍存在效率低、消耗多、质量差、成本高、资金周转慢、浪费大的问题。要充分发动群众,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反浪费、比先进、算细账、堵漏洞,把增产节约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一)厉行节约,扭转亏损,增加盈利。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抓好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建设安装造价、降低疏通费用的工作,争取尽可能地增加盈利,减少和消灭企业亏损,增加社会主义积累。(二)努力提高质量。坚持把提高产品质量放在生产工作第一位,切实加强技术管理工作,严格质量检验制度。生产和建设要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标准进行。商业部门要提高服务质量,切实保证出售商品的质量,特别是定量供应商品的质量。(三)增加品种,增加产量。加强新产品试制工作,增加产品的品种和规格。企业增产计划,要报经主管部门批准。主管部门要对试制新产品创造基础条件。(四)加强企业管理。无论是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力管理、物资管理、财务管理,还是政治工作、职工生活、组织领导,都要根据中央关于国营工业企业、手工业和国营商业等条例规定,把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办法,认真研究解决。(五)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充分发动群众,讨论落实生产计划,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开展以办“五好”企业、做“五好”工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随后,全区各厂矿企业深入开展了以“五好”为目标的比、学、赶、帮增产节约运动。

  1963年底,石油战线上传出捷报。经过3年艰苦奋战,大庆油田开发出油,结束了中国石油主要依靠进口的历史。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号召工业战线学习大庆经验。大庆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3月6日至9日,槐荫区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指示》,部署开展学习人民解放军、学习大庆活动。会议全面介绍了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经验,组织与会人员认真学习讨论,并联系各自实际制订了落实措施。17日至21日,区人大五届三次会议组织与会代表听取了关于大庆油田的情况报告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报告,同时作出关于学解放军、学大庆的决定,号召全区人民以解放军和大庆油田为榜样,踏踏实实做好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64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7日,区委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表彰“五好”先进集体和个人,推选出席全市“五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开展以争创“五好”和比、学、赶、帮、超为内容的增产节约运动。此后,全区“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高潮。

  1963年到1965年,增产节约运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企业的发展。196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128%,比1964年增长62%;主要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4年提高42%;可比产品总成本比1964年降低13%;企业利润提高75%。各厂矿企业先后学习先进地区经验418条,落实336条。企业职工提出革新建议500多条,落实300多条;试制成功示波器、压力表等新产品9种。利用废旧物材成功研制出了挤塑机、“流动锯床”、混砂机、扩眼机、攻丝机等新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国家资金。全区节约用煤600吨、钢材70吨、木材560多方。

  三、农业学大寨与西郊“稻改”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贫穷山村。农业合作化以后,陈永贵等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上建起层层梯田,通过艰苦劳动实现了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大寨事迹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全国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2月4日至3月16日,山东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对全省学大庆、学大寨问题提出了要求和意见。5月23日,市委对农业学大寨作出部署。要求治山治水,改变自然面貌;改良土壤,培养地力,逐步实现山区梯田化、郊区园田化和治黄稻田化;改革农业技术,实行精工细作;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发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要求,槐荫区深入开展了改良土壤、种植管理、品种改良以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等工作,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

  由于西郊农村地处沿黄地带,地势低洼,多属盐碱土地,土壤湿凉板结,粮食产量很低。新中国成立以来,沿黄各村曾采取起土改碱、“刮碱”、“洼地筑台田”等方法,试图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量,但都未取得好的效果,部分村庄仍然需要国家返销供应粮食。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根据沿黄地区土壤现状和水资源丰富的实际,部分村庄开始试种水稻。1957年,药西乡(今属吴家堡镇)党委请来种稻能手推广种稻技术,兴林农业合作社共产党员梁培庆首先在150亩的涝洼地里试种水稻,当年亩产达到164公斤,比上年亩产粮食增加114公斤,初次“稻改”试种获得成功。9月,陈赓大将视察兴林农业合作社的“稻改”情况,给予充分肯定。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当地村队盲目推广水稻种植,种植面积高达2万亩。但由于灌溉水源、农业机械等问题未能解决,大片整好的稻田因为缺少灌溉条件而荒芜,仅有零星洼地获得丰收,水稻种植计划破产。

  1964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后,七里铺大队把提高粮食产量作为农业学大寨的重中之重,从睦里闸放引玉符河水试种700亩水稻喜获丰收,决定划出700亩土地再次进行水稻试种,实现亩产水稻200公斤。当年,七里铺村实现了由吃8万斤国家统销粮到上交10万斤国家公粮的转变。七里铺村的“稻改”试验引起了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随后,济南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施“稻改”。

  1964年冬,西郊区委成立“稻改”指挥部,大规模平整土地,指导开展“稻改”。同时,拨专款404万元进行“稻改”所需的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机械购置,派出专业技术员全程进行技术指导,以西郊地区的周官屯村为中心,大面积推广水稻种植。1965年,西郊地区水稻种植面积达18000余亩,平均亩产160公斤,大规模“稻改”取得成功。此后又逐步推行稻麦两作,达到了一年两熟,实现了稳产高产,农民群众彻底摘掉了种地靠贷款、吃饭靠统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帽子。七里铺村因此成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先后接待美、英、法、荷兰等32个国家和地区的58个代表团前来参观学习。

  与此同时,西郊地区积极推广蔬菜生产上的塑料薄膜应用技术和马铃薯与玉米间作技术,蔬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品种类不断增加,成为全市重要的蔬菜基地;南部地势较高地区则积极平整土地,挖沟治碱,逐步推行小麦、玉米轮作新技术,改一年一作、二年三作为一年两作,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6年,全区平均亩产粮食达到210公斤,比1958年增长35.5%。此后,沿黄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改变,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大米出产区。

  四、搞好市政建设和管理

  1963年1月15日至2月3日,市委召开全市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制定并发出了《市容管理暂行办法》、《房屋管理暂行办法》及城市建设、市容、市场、卫生、交通等21个暂行办法草案。5月27日,区委书记召开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和整顿城市秩序的指示,采取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爱劳动、有礼貌、讲卫生、守秩序、爱公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教育。要集中力量抓好维修养护工作,力争尽快把市政设施失修和房屋失修的局面扭转过来,并使维修保养工作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轨道。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精神,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特别要抓紧解决防洪排洪和排水排污问题。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城市管理。

  1964年初,市委召开地区工作会议,发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和管理好自己的城市”的号召,要求发动人民群众,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槐荫区积极响应号召,积极探索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道路,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学习大寨精神,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优良传统,组织15万人次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极大地改善了城区面貌。

  1963年到1965年底,全区整修街巷150条、10万平方米;新建下水道27条、7600米;新挖排水沟渠3300米;修缮房屋29000多间;植树8万多株。其中,重点整修了道德街、北大槐树、中大槐树、西市商场的路面和下水道,改造了平安里的居民住宅。为了解决路面坎坷不平、雨季房屋被淹问题,北大槐树街居民自己动手进行了道路整修绿化和排洪改造,修建了1000多米的防洪护坡,种植了800多株柳树,使整个街道焕然一新。居民群众编成歌谣唱道:“北大街,换新貌,石头护坡修得好;既防水,又美观,两旁杨柳如一线;下雨不怕淹,雨后不踩泥,从心眼里感谢毛主席!”

  通过人民城市人民建活动,不仅节约了国家资金,改善了城市环境面貌,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关心爱护城市的自觉性,探索出了一条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的新路子。

  五、备战、备荒、为人民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中共中央意识到在我国周边地区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为预防突发战事,全国上下有计划地开始了备战工作。同时,面对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事实,备荒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1962年起,槐荫区开始在上级的指示下积极开展备战工作。1962年7月,设立了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65个驻区单位和9个街道分社分别成立了人防战备领导小组。同时,设立了11个配有高炮、轻重机枪的对空射击队;建立了通讯、防化中队,健全了指挥系统和通讯警报制度,完善了设施;成立了336个消防、救护、抢修、运输和治安纠察队,队员4332人。同时,全区有步骤地开始了防空掩体修筑工作。1962年至1964年,全区共构筑各类简易防空掩体1.09万平方米,修建地下防空指挥部149平方米,修建地下通道136平方米。是年,全区建立了4个民兵师,辖16个团、43个营、294个连。

  1964年5月,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此后,随着越南战争的蔓延入,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国际形势愈发紧张,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展开了抗美声援活动。8月10日下午5时,济南市委在中山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声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斗争,槐荫区设立了示威游行指挥所,229个单位的52000余名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11月15日,省、市委在珍珠泉礼堂召开声援巴拿马人民反美斗争大会,并组织了10万人大游行。槐荫区25000余人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活动。

  1965年5月4日,全区召开了有8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形势备战问题讨论会。通过传达上级精神,结合学习毛泽东有关指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形势任务,提高了警惕,增强了战争观念。

  1965年8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对这一战略方针加以概括。10月,区委认真传达贯彻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精神,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备战为动力,以生产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大力支援农业,深入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备战方面,进一步抓好形势教育,提高革命警惕;迅速健全备战防空领导组织,以基干民兵为主,落实治安纠察、消防、战地抢救、抢修等各种专业队伍,搞好民兵政审,进行专业训练;做好人口疏散的调查,制定疏散方案。同时,加强对敌斗争,严密掌握敌情动态,切实做好危险分子的调查控制工作,打击和防范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

  1966年2月下旬,全区开始进行修筑防空掩体试点工作,确定了8个试点单位。按照计划,上半年为试点阶段,下半年分期分批逐步展开。到4月初,全区完成4805个工作日,挖修防空掩体12个,总长度达到325米,面积412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4月,区委贯彻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发出“大力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战胜一切”的号召,发动全区人民从有利于逐步缩小“三个差别”的根本方向出发,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加强战备,支援农业,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进行系统战备教育,充分做好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同时,要求依靠发动群众,坚持自力更生,按照“四防”要求和“提高认识,结合生产,勤俭节约,安全适用”的原则,挖修防空掩体;认真做好疏散人口准备工作;继续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实”,整顿民兵组织,搞好军事训练,积极搞好生产,随时准备参军参战。要求工业企业努力增产,大抓节约,大反浪费,挖掘企业潜力,出新产品,推新技术,把支援农业和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作为政治任务。5月26日,槐荫区军事野营指导委员会成立。此后,备战、备荒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

  “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成为冷战时期我国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城镇中小学毕业生日益增多却不能及时就业,广大农村地区和边疆地区急需大量有知识的人才。为迅速改变农村和边疆地区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的局面,中央开始着手动员城市知识青年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城镇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农村和边疆地区急需大批人才的情况下逐步兴起的,是当时条件下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积极探索。

  1955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帮助青年人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9月,毛泽东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9年,槐荫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当年,全区首批140名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参加生产建设。

  这个时期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级阶段,重在舆论倡导,以期形成新的社会风尚,到农村去的城镇知识青年并不算多,但其实际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下乡人数本身。

  20世纪60年代初,为调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局面,精简了相当数量的职工,每年又有大量新生劳动力需要安置,城市劳动就业面临巨大压力。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6月2日,省委、省人委发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指示》。6月4日,市委召开会议,部署开展动员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工作。

  1964年起,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槐荫区广泛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村和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大力宣传和深入发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自觉行动,涌现出了许多父母动员子女、子女说服父母、兄弟姐妹同下乡的感人事迹。到1965年底,槐荫区有1118名知识青年到青海、甘肃及省内农村参加生产建设。此外,还动员2873名闲散劳动力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广大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和思想意志、身心体能的艰苦磨炼,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改变农村面貌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把大好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边疆和农村的生产建设。

  七、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教育事业方面,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现了较快发展。1963年到1965年期间,全区新建、扩建小学12处,在校学生达到31000多人,比1963年增长15%;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3%。根据中央关于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新建了1处工读中学,在校学生达400多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加强了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实行“启发式”教学方法,克服和纠正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文艺工作方面,贯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大演革命现代戏,大力发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1963年到1965年期间,全区培养业余文艺积极分子3000多名,共创作剧本45个、文艺作品133件,编排演出反映新生活的文艺节目502个,丰富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传播了革命思想,占领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体育工作方面,贯彻了为生产、为国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进一步开展了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人民体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1964年,建成了占地面积达6000平方米的槐荫区游泳馆。深入开展了篮球赛、乒乓球赛、游泳比赛等群众性体育活动,培养了一批业余体育人才。

  医疗卫生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中心和以“三管”“两灭”为重点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发展红十字卫生站,加强了各项防疫措施,卫生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蚊蝇密度显著下降,较好地控制住了传染病的流行。积极开展医学研究,改革医疗制度,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医疗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深入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实行计划生育的人越来越多,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1965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为16.9‰,比1964年降低34.65‰,比1963年降低62.85‰。

  按照中央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指示,槐荫区开展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1964年5月3日,槐荫区人口普查办公室成立。5月上旬,区委在五里沟街道办事处进行试点,总结经验,训练骨干。整个人口普查工作,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到7月15日圆满结束。根据普查统计,截止1964年6月30日24时,全区实有人口164497人,其中男性85324人,女性79173人。

  到1965年,全区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走上了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满怀信心迎接新的发展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第六章 开展“社教”和“四清”运动

  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全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得到缓解,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纠正,“左”的错误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同时,世界局势仍然动荡,中苏分歧不断扩大,中美之间斗争加剧,中印边界发生严重武装冲突。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由于国内极少数反动分子妄图“变天”,部分干部群众也因为生活困难表现出一些不满情绪,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他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同时,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展开,随着运动的深入,社教运动的目标发展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四个方面,也称为“四清”。

  第一节 “社教”运动的发动与开始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运动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随后,区委根据上级的工作部署,在全区逐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社教”运动的发动

  1962年10月11日至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一届十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着重讨论了形势和教育部署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粮食、冬春工作安排和1963年生产计划等问题。会后,省委在辖区大金村开展了清工分、清财务等“小四清”试点。

  与此同时,济南市委开始领导全市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学习毛泽东指示以及中央“农业六十条”等重要文件,揭开了以阶级、形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的序幕。从1962年底到1964年秋,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槐荫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进行了思想发动、培训骨干和试点工作。

  1962年12月中旬,槐荫区委结合学习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党员干部教育、职工群众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作出安排。随后全区教育运动的前期准备全面铺开。在党员干部教育方面,按照先骨干后一般、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通过召开700人的区委扩大会议,系统传达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省、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利用半年时间,分6期对全区879名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轮训,使广大党员干部明确了阶级观点,划清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理解了中央提出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重要意义。在群众教育方面,首先对257名社居主任进行培训,再以社为单位对广大职工、社员群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街道居民等进行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为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思想上和舆论上做了准备。

  1963年3月23日至29日,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精神,区委召开基层党员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会议传达了中央批转的湖南省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山东省委《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市委《关于在城市中开展增产节约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会议提出,按照“五反”运动的总要求,要深入进行阶级教育,使广大干部社员划清界线,明确方向,提高觉悟;各级领导干部要“洗手”、“洗澡”、“放包袱”,自觉把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等思想彻底反透,揭露和阻止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抓好各项生产建设。同时,考虑到实际工作中的规模控制问题,区委要求在居民干部中不提“放包袱”,改为学习讨论,实行正面教育,不搞批判斗争。

  4月,区委确定在五里沟分社进行街道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工作中,通过对分社情况的监督和检查,了解了五里沟分社干部和居民的思想状况,对干部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教育。通过训练骨干的方式,逐步在分社中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和精神,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划清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以勤俭持家为主要内容的街道“五好”活动。与此同时,区委还在服务区店、轴承社、电器社、机械厂、皮革社进行了企业面上的“五反”运动试点。试点取得经验后,工业、交通、财贸系统56个单位的“五反”运动相继开始。

  到1963年5月,全区共训练骨干和积极分子2106人,4168名干部职工参加了这一阶段的“社教”运动。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新道德、新风尚得到进一步树立和发扬。在全区党政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和在企事业单位、街道中开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绝大多数干部自觉检查了多吃多占、私分、走后门、立场模糊、生活享乐、铺张浪费等问题。

  二、贯彻“社教”运动《双十条》

  1963年5月2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四清”和“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提出阶级斗争是运动应抓住的最基本的要点,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后十条”在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清”和“五反”运动作为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和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双十条”实际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7月11日,槐荫区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中央和省、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宣讲“前十条”内容,对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等作出部署,为大规模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准备。8月2日,区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署机关“五反”和整改问题。要求机关“五反”运动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文件“洗手”、“洗澡”;第二步查上当“放包袱”;第三步反贪污盗窃;第四步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参加的范围包括区委、区人委、政法、税务分局、粮食分局机关、工商联和街道办事处机关,重点是区委、 区人委领导干部,对一般干部主要是正面教育。重点解决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领导干部学文件提高认识;二是提高自觉,“洗澡”、“放包袱”轻装上阵,把官僚主义反透;三是正面教育克服不良倾向;四是彻底揭斗争盖子反贪污盗窃;五是干部参加劳动转变作风。会后,槐荫区成立了“五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日常的具体工作。

  1963年12月7日和1964年1月5日,市委发出关于传达学习“双十条”的通知和《关于广泛、迅速、深入宣传中央两个十条的部署意见》,要求到春节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央“双十条”运动,以推动“社教”运动深入开展。

  1964年1月10日到30日,槐荫区开展了“双十条”宣传活动。1月10日至15日,根据市委关于迅速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双十条”的指示,区委和各分社党委选派、培养报告员178人,训练党团员和基层骨干积极分子3164人,研究制定了具体宣传方案。随后,以木器社、振兴街四居为基点,向社员、居民宣讲了“双十条”。至2月初,区属205个单位的44690名职工群众全部接受了宣传教育,基本实现了家喻户晓。

  1963年10月到1964年2月,区委在第二锻压厂开展了新一轮“五反”试点工作。区委工作组试点人员与工人实行“三同”(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先后进行了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摸底排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和组织处理等工作,挖出了部分贪污分子。锻压厂工人积极响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后区委将试点经验在全区推广。1963年11月,五里沟分社三居、锻压厂、蔬菜区店、服务区店等单位也被确定为试点单位,并提出了增加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协调比例关系等要求。

  1964年初,区机关“五反”中的前“三反”基本结束。1月24日,区委召开支部委员以上党员干部会议,针对前“三反”中退赔进度迟缓的问题作出分析,对退赔退赃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要求采取逐个登记的办法,摸清需退赔退赃人员情况;退赔退赃人员要制定退赔计划,并按照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退赔退赃的形式包括现金、票证、实物和公物还家。在此基础上,后“两反”继续推进。3月9日,区委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运动办公室和“五反”运动经济退赔领导小组。4月16日,在全区机关干部会议上,区委对机关“五反”进行阶段总结,并对第四阶段(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在思想建设方面,继续深入开展党课教育,加强思想革命化;在组织建设方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把机关民主生活活跃起来,同时开展好党员干部思想鉴定工作;在制度建设方面,对前“三反”暴露的问题和学解放军、学大寨找到的差距进行全面分析,系统整改,建立工作制度,制定部门工作条例。5月中旬,机关“五反”基本结束。

  4月7日,街道“社教”运动全面展开。主要内容是深入宣传“双十条”,深入学习解放军精神,以阶级教育为纲,采取发现、挑选、培养积极分子、回忆对比、联系实际、诉苦对比、阶级教育等方式,进行对比教育、两条道路斗争和新道德、新风尚教育。5月11日至6月2日,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经验,区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引导全区干部进一步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和回忆对比,自觉 “洗手”、“ 洗澡”,放下包袱,检查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7月,小学面上的“社教”运动展开。中旬,区委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对小学教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意见》认为:小学教师队伍的阶级关系、政治历史情况极为复杂,阶级斗争在小学方面的反映也相当尖锐,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学校内部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少学校领导干部非政治化倾向有了增长,阶级立场模糊,政治上麻木不仁,对阶级斗争在学校里的反映“看不见,嗅不出,抓不住”,严重地影响到了工作的开展。在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使广大教师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击学校中牛鬼蛇神的破坏活动,刹住歪风,促进学校更加革命化。运动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工作阶段,主要进行调查研究,摸底排队,挑选训练骨干,选择培养好典型,准备报告材料,编组培训;第二阶段为进行社会主义自我教育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忆苦思甜,算账对比,激发阶级感情,进行自我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革命化;第三阶段是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阶段,主要通过充实调整学校领导骨干,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建立健全学校政治工作制度,健全学校工作秩序,做好整党、整团工作,整顿教师队伍。8月3日,区委成立小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从8月9日至14日,在纬十路小学等10处公立小学、2处民办小学的424名教职员工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2月9日,教育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区26处小学、1处民办中学全面展开,参加运动的教职员工1017人。按照区委要求,各学校和广大教职员工积极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盖子,明确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高了教师自我革命自觉性;动员干部、教师自觉“洗手”、“洗澡”,提高认识,划清界限;研究制定了整改规划和实现革命化的具体措施,深入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

  三、肃反“内清”同时开展

  1963年,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和“四清”运动的试点启动,审干、肃反工作转入内部中层清理阶段(简称“内清”)。

  1963年7月,根据省、市委关于继续完成中内层(内部中层)肃反(清理)工作意见的指示精神,区委成立了7人“内清”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同时建立了直属区委领导的支部委员会。“内清”领导小组成立后,根据肃反为“五反”服务的原则,采取档案翻身、普遍过滤、重点审查的办法,从历史到现实对相关人员进行逐个排队清查。至9月底,对全区已开展“五反”运动的11个全民所有制单位、1个集体所有制单位共3063人进行了摸底,确认肃反对象46人。

  10月,结合“五反”运动的开展,区委对“内清”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对已经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结合查上当“放包袱”,促使当事人主动交代历史问题证明人。二是对没有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在逐个排队的基础上,根据具体表现分别对待。即确实有问题的采取面对面谈话、侧面了解、走访群众等形式进行调查;调查没有结果的,等待“五反”运动开始后再进行谈话,既要找出问题的证明人又不影响肃反对象。三是对已经开展“五反”的单位的重点人物抓紧查实,以便与“五反”运动紧密结合。

  1964年2月27日,市委政法领导小组研究下发了《关于内部清理工作中执行案件审批权限和有关制度的几点具体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批准清理对象和甄别定案处理的权限。3月20日,区委对结合“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内清”作出部署,要求内部清理工作与“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分期分批进行。在“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进行人员排队,再根据任务的大小,确定专人组织调查、核实工作。结合“五反”运动,抓住揭阶级斗争盖子的时机,深入发动群众,既放经济包袱,又放政治包袱。要在不惊动“内清”对象的前提下,召开小型知情人座谈会,搜集敌情材料。调查线索中断需询问清理对象时,必须经区委同意,不准逼供诱供。

  截止7月初,全区建立清理班子9个,清理单位18个(全民所有单位15个,集体所有制单位3个),确认肃反对象48人。随后,槐荫区还在小学教师和木瓦社社员中集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净化党内成分工作。

  从1962年秋到1964年秋,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进行了试点工作。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初步清理了各种经济问题,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了农村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提高了社队干部管理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歪风。在城市加强了组织领导,改进了工作方法,活跃了民主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片面地强调阶级成分,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扩大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经济上采取了废止包工包产责任制、自留地上农产品的自由买卖和取消企业奖金福利待遇等“左”的政策和措施,使一些有益的探索被迫中断,妨碍了生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二节 “四清”运动形成高潮

  从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同时,“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自此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槐荫区委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开展了“社教”和“四清”运动。

  1965年1月23日,区委召开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纪要“二十三条”,要求全体干部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洗手”“洗澡”“下楼”,自觉投入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来。3月12日,全区1288名干部参加了市委召开的以学习“二十三条”、干部“洗手”“洗澡”、制定退赔改正计划为内容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槐荫区684名干部全程出席会议,308名干部交代了“四不清”问题,交代大小“包袱”452个。会后,槐荫区的“四清”工作全面展开。

  3月25日,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重温了全市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对“社教”和深入宣传“二十三条”进行部署。会议要求,在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放下“包袱”的同志要搞好生产,将功补过;没有放下“包袱”有“四不清”问题的要继续“洗手”“洗澡”“放包袱”。“洗手”“洗澡”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经济上“不清”,包括经济手续不清,财产账目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二是政治上“不清”,包括隐瞒出身成分,政治历史,重要社会关系,封建把头,阶级界限不清,敌我不分,用人不问政治革命等;三是严重作假,骗取荣誉,欺骗国家等。会议强调,要采取大中小会结合、会内会外结合、小组会谈、个别交代等方式,既可以直接找组织谈,也可以采用开账单的办法交代,可以边学习边准备,边酝酿交谈边“放包袱”。会议同时要求,立即向全体职工群众宣传好“二十三条”,采取试点的方式,引导职工群众“放包袱”,但不作硬性要求。

  5月至6月中旬,区委多次召开组织处理会议。据统计,全区共有“四不清”干部职工660人,占全区干部职工总数的6.24%。其中干部491人,占干部总数的22.63%。初步排队可以解放的563人,占“四不清”干部的83.41%;对不能解放的干部,按照上级政策指示进行了组织处理。到6月18日,全区应当解放的563名同志全部解放。对不能解放的干部,分别作出了开除党籍、记大过、调离工作、下放劳动或免予处分的处理。

  10月25日,区委召开全区干部会议,进一步强调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性。会议指出,全市的“四清”运动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展开,全区暂不开展运动的单位要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抓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一是领导干部要按照革命化的要求,检查改进在政治思想工作、服务到班组、发扬民主、参加劳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针对干部职工群众的思想问题,经常有计划地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新道德新风尚和守秩序教育;认真贯彻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三是对少数犯有错误尚未交代或没有改正的人,要继续教育,促其主动检查改正,将功补过,不要消极等待。四是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行为。

  11月9日,区委对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进行再部署,要求全区进一步学习文件和上级指示精神,解决思想问题。在此基础上,以小整风的方法,检查思想和工作实际,坚持边学习,边座谈,边检查,边改正。11月14日,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印刷厂开始试点。试点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学习文件进行教育,通过辅导报告、开展座谈讨论、自学等方式,学习中央文件,树立革命思想;第二步总结检查工作,动员群众鸣放,召开支部扩大会,结合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整改意见;第三步掀起整改高潮。从16日开始,全区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交、财贸、文教、街道办事处等陆续展开,并逐渐形成高潮,到年底告一段落。

  1966年,全市中央、省、市属工厂企业和财贸系统的粮食百货行业以及农村第一批“四清”工作逐渐进入高潮。6月3日,按照全市文教系统先搞文化革命再搞“四清”的部署,槐荫区开始进行小学文化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准备。一是进行思想、人员摸底;二是准备充实文教队伍的新力量;三是准备工作队,原则上按照教职工数的10%左右进行配备。

  6月中旬,省、市先后召开会议,要求以文化革命的精神搞好“四清”工作。按照省、市委要求,槐荫区对文教方面的文化革命和“四清”作出部署。要求中学要坚持蹲点在前,积极领导。小学要严格控制,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发动揭发批判斗争;小学教员可以搞揭发批判。工作上不怕乱,不要有清规戒律。领导上注意贯彻政策,不打不骂,不戴高帽子,不上街。“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的结合部署,实际上标志着工作重点逐步转向文化革命。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中的“四清”运动也随之终止。

  到196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结束。历时3年多的城乡“社教”和“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刹住封建迷信等歪风邪气和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一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尾巴”受到批判并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局部地区展开,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错误。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批判和斗争,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

  第七章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槐荫区进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重点开展了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健全和完善基层党的组织、加强群团组织建设等项工作。同时,为适应建立人民公社的需要,还成立了人民公社党委,召开了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基础和保证。

  第一节 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思想作风建设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保证。这一时期,区委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向英模学习等活动,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强化集体领导,对于改进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

  学习革命理论,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是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夺取了政权,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由摧毁旧世界到建设新社会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要进一步学好毛泽东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成为当时的重要政治任务并逐渐掀起高潮。

  1957年至1959年,槐荫区委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及其在山东省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报告。同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通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1959年2月5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员的系统教育,区委决定建立槐荫区委党校。此后,区委党校成为全区党员教育的主阵地。

  1960年2月17日至19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动员大会,作出《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定》。3月6日至9日,市委召开各县(市)及厂矿企业的文教书记会议,对进一步在全市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作出部署。按照省、市委部署,区委对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进行了全面发动。到5月,全区成立学习组3580个,41499人参加学习;建立辅导组246个,选派辅导员和讲师3094名,组织宣传队339个,演出文艺节目1100场,受教育群众达到40万人次。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开始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的方式,普遍进行轮训。按照中央《决定》要求,1961年9月至1962年11月,槐荫区委在党校先后举办7期党员领导干部轮训班,轮训干部897名,重点组织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内容的学习。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一步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了党性,活跃了党内民主生活,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64年3月,区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指示》,部署开展学习人民解放军及大庆油田的经验。随后各单位进一步进行了学习讨论,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制订措施,推进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经验,在全区掀起高潮。

  1965年4月12日,区委转批了宣教部《关于更广泛深入地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意见报告》。《报告》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新的概括和发展,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区要反反复复、经常不断的做好思想发动,提高认识和自觉性,加强组织领导,迅速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随后,全区先后组织了领导干部会、经验介绍会和动员会,运用各种有效宣传工具,采取定期更换黑板报,开展有线广播,组织收听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广播节目,广泛张贴毛主席语录,组织驻区电影院、文化馆配合放映幻灯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迅速发展。至6月底,全区80%以上的职工参加了学习,参加人数达到10752人,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7月31日,区委根据市委《关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改进领导作风的若干规定》的指示精神,研究制定了具体执行意见。《意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4篇哲学著作及其他文章,做到“读、看、议、比、改”,着重强化一分为二的观点、实践的观点、阶级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彻底革命的观点等5个方面的认识;领导干部要深入蹲点,参加劳动,努力实现革命化,区级机关常年要有一半以上的干部轮流到基层蹲点;领导干部要加强集体领导观念,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学会运用辩证唯物论和一分为二的观点,认真检查工作,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同时,反对烦琐哲学,克服会议多、头绪多等“五多”现象。

  1966年,全区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进一步升级。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区委要求每个同志必须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干到老、学到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行动,把学习、传播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此后,由于林彪所谓“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二、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围绕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和纪检监察工作,槐荫区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领导作风的转变,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1960年5月25日,区委作出《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的规定》。《规定》指出,自“大跃进”以来,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相当严重,主要表现是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临时机构多、蹲点在上面多。区委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提意见,控制和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文件、报表,整顿临时机构,停止借用干部。同时,开展了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活动。到9月,据39个单位统计,全区2117名干部中实现“四同”的达到964名,占干部总数的45.5%。广大干部深入生产一线,及时发现和解决了一些问题,密切了干群关系,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作出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2月,区委先后召开常委会议和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八届九中全会和省、市委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基层各单位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检查“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安排部署新的生产工作任务。

  1963年3月1日,区委制定下发了《关于防止和纠正特殊化的意见》,要求广大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精神,处处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和平等的精神要求自己;模范遵守关于纠正干部特殊化的有关规定,不准多吃多占,不准“走后门”,不准铺张浪费,不准利用职务违反制度;监督所属部门健全各项制度,堵塞一切漏洞;加强常委内部和上下左右的互相监督;发现各种违反政策、法令、制度及特殊化行为并及时纠正。11月1日,区委对《关于防止和纠正特殊化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制定了《关于防止和克服干部特殊化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续防止和纠正政治上、生活上的特殊化;切实做到“不准多吃多占,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挪用公款,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投机倒把,不准打骂群众,不准违法乱纪”;严格禁止请客送礼,铺张浪费;干部调进调出和单位之间接洽公务,不准请客送礼;生产单位不准以处理残次品或送样品为名,互相送礼和向领导机关送礼;党员干部凡遇婚、丧、嫁、娶、生孩子、过生日和过年,不准借机受礼;严格禁止虚报冒领,乱搞协作;严格禁止私分多占,走后门;严格禁止挪用公款和变公物为私有,干部住机关宿舍的,必须照章按时缴纳房租,干部调动工作不得带走公物;严格禁止生活特殊,非分享受。《规定》强调,对那些屡教不改边反边犯的,要从严处理,不得姑息;对检举揭发各种错误行为和特殊化的,不准打击报复。

  1964年,在深入进行“五反”运动的工作中,区监委提出了一快(调查研究弄清问题要快)、二高(结案效率高、工作质量高)、三满意(组织满意、群众满意、受处分者本人满意)的工作要求,并在工作中积极落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区委还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1963年8月9日,区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等问题试行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作用;处理和控制减少不必要的文件报表;进一步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增强党的团结,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等。12月30日,区委向市委写出《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报告》。《报告》认为:通过学习上级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活跃了党内民主生活;认真执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指导基层工作注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三、向英雄模范学习

  20世纪60年代前期,是中国承受内外压力与党和人民经受各种严峻考验的时期,也是优秀的民族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各类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辈出,人们纷纷学习和效仿,在精神和物质诸方面不断取得收获的时期。这期间,槐荫区委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先后开展了向雷锋、王杰、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对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念和决心,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3月下旬,根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区委召开会议作了专题研究,确定在全区深入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从此,学习雷锋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还开展了以爱劳动、讲卫生、有礼貌、守秩序、爱护公物为主要内容的整顿城市管理秩序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5月,学习雷锋活动在全区展开后,区粮食分局的杨芝英、陈桂兰、杨承桂、张丽珍、李可新率先做出榜样,被人们誉为学雷锋活动中的“五朵金花”。她们发扬“一分钱”精神,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悉心钻研业务,对工作精益求精,热情为国。业余时间拉粮、送粮、挖厕所,在助人为乐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槐荫区及时抓住这个典型,总结推广,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开展。“五朵金花”小组多次被评为市、区学雷锋的典型。

  1965年11月,全区开展向王杰同志学习活动。10日,区委召开“向王杰同志学习”大会,号召全区人民立即掀起向为救护民兵而英勇献身的王杰同志学习的热潮。要求全区人民以王杰同志为榜样,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1966年2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引起了很大反响。按照省、市委统一部署,槐荫区委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学习焦裕禄动员大会,听取关于焦裕禄事迹报告,号召全区深入学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崇高共产主义精神,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第二节 加强党的组织和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上级指示和工作的需要,区委领导机构和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整。

  1957年7月19日,市委组织部通知,经省委常委批准,市委常委崔子厚兼任槐荫区委第一书记(4月份到职),原区委第一书记李玉敏改任副书记。12月,根据市委指示,区委设立政法部,主要任务是加强法制教育,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协调区公、检、法三方面开展工作。1958年5月5日,区委将7个街道办事处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6月初,接市委通知,区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职务名称改为书记、副书记。8月2日,根据市委指示,区委设立政法委员会党组。11月,根据济南军分区决定,恢复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武装部。12月,根据上级指示,区委决定把文教部并入宣传部,原文教部工作由宣传部接管。1959年2月5日,设立了中共槐荫区委党校。同月,经省委批准,孙若波任槐荫区区长。5月,槐荫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同月16日至19日,区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委会。9月,根据市委指示,区委决定成立街道工作部,主要负责管理区属街道方面的工作。12月14日,区委书记崔子厚调市委工作,王寿春任中共槐荫区委书记。同月,区委决定建立区级机关党委,负责区级机关党的工作。1960年1月15日,区委决定成立区广播站。同日,根据市委指示,区委决定撤销政法部,成立政法领导小组。3月2日,区委决定成立区委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办公室。4月28日,经省委批准,区委副书记于镜海兼任区长。1961年1月18日,根据市委决定,建立中共槐荫区人民公社监察委员会。4月25日,为加强区属财贸系统政治思想和政策业务工作的领导,经区委常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设立槐荫区委财政贸易办公室。10月25日,经区委研究决定,撤销区委街道工作部,建立区委公社工作部,负责公社工业、手工业和各分社企事业单位党的工作。12月25日,原区委书记王寿春调市委工作,经省委批准,诸葛士廉任中共槐荫区委书记。1962年3月15日,区委决定,成立槐荫区人民武装委员会。12月18日,经市委报经省委批准,王炳琴任区长。同月,根据市委指示精神,设立区委工业党委和商业粮食党委,作为区委的派出机构;设立区运输合作社总支部,负责管理交通运输方面党的工作。1963年9月26日,根据市委的决定,撤销中共槐荫区委监察委员会,设立中共济南市委监委派驻槐荫区委监察组。12月3日,成立槐荫区对台宣传领导小组。1964年5月,为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区委决定将宣传部改为宣传文教部。6月2日,原区委书记诸葛士廉工作调动,经省委批准,于镜海任区委书记。8月13日,区委研究决定,建立槐荫区民兵师,赵熙洪任师长,于镜海任政委,张晓光任参谋长。9月9日,为学习运用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经验,区委决定撤销商业粮食党委,设立财政贸易政治部。10月16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区委成立区退休职工工作委员会。1965年1月3日,根据市委决定,饮食、服务、蔬菜、食品、烟酒糖茶区店党的领导关系划归济南市第二商业局党委;煤炭区店党的领导关系划归济南市第一商业局党委;土特废品区店党的领导关系,划归济南市供销合作社党委。1月17日,根据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经验,区委撤销工业党委,建立工交政治部。1966年2月21日,区委研究决定,设立街道政治工作部与街道工作办公室,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合署办公。

  这一时期,区委一直十分重视党员队伍建设。1956年,根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全区开始在合营企业、学校、手工业等单位发展党员。到1957年,全区设有党总支12个、支部117个,有党员2724名。1958年,全区发展新党员470人,设党委4个、总支7个,有党员3244名。1959年到1960年,党员发展工作中出现了层层下达指标和盲目追求数量的偏向,加上区划调整等因素,到1960年底,全区党委猛增到20个、总支37个、支部345个,党员7049名。1961年以后,随着市中区的复建、部分企业上交省市归口管理和贯彻上级党委控制接受新党员的指示,到1962年全区共有10个党委、15个总支和42个支部,党员1259名。至1965年底,全区共有党员1040名。

  1959年1月28日至29日,区委召开有各党委、总支、支部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组部工作报告和市委组织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1959年干部和党建工作计划。2月14日至18日,区委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上级精神,作了《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沿着1958年胜利道路,为1959年更大更好全面地跃进而奋斗》的工作报告。期间,区委领导及全体代表共同参加了义务积肥活动。1963年1月,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登记党员试点工作的意见》,省、市委开始在槐荫区服务区店进行党员登记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服务区店的93名党员接受了审查,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准予登记81人;问题尚难结论,暂不登记的1人;延长党员预备期的1人;暂缓登记的4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1人;准予退党的2人;不予登记的3人。10月6日,试点工作结束。2月5日至13日,区委召开机关各部门党员负责人和各基层党组织全体委员440余人参加的党建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市、地、县委书记和组、宣、监负责人会议精神,着重研究讨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会议要求各单位要以整风的精神,联系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对照检查,针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党的监察工作,教育干部、党员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三节 中共济南市槐荫、市中人民公社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1960年6月,为适应建立人民公社的需要,市委决定恢复市中区,建立槐荫、市中两个人民公社。6月19日至21日,济南市槐荫人民公社和市中人民公社在实验中学礼堂联合召开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275名,列席代表56人。王寿春代表槐荫区委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区委工作报告,分别选举产生了槐荫、市中两个人民公社的党委(区委)和出席济南市第二次党代会的代表。

  会议认为,自1956年槐荫区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深入开展了以“反右倾”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掀起了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高潮,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连续大跃进的胜利,全区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

  会议认为,槐荫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以及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更好的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高速度的发展工业生产,大力发展粮食、蔬菜和副食品生产,进一步加强财贸工作,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迅速掀起规模更大的工业支援农业高潮,深入开展以扫除文盲和教育革命为中心的文化革命,促进人民公社不断巩固、发展和提高。同时,围绕中心,做好各项工作,确保1960年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在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会议认为,公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逐步学会用毛泽东思想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迅速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断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反动论点,肃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划清思想界限,捍卫马列主义。

  会议还就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出了要求: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健全各级领导核心,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运动,迅速组织开展农村“三反”运动,认真改进领导,转变作风,发扬党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会后,为扭转经济困难局面,槐荫区委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努力纠正“大跃进”时期“左”的指导方针导致的严重失误。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5年底,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协调发展的轨道。

  第四节 领导群团组织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群团组织是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槐荫区委积极领导和依靠群团组织,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1959年5月,济南市工会联合会槐荫区办事处改称济南市总工会槐荫区办事处,为市总工会派出机构。是年,全区有基层工会委员会98个,会员2.19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全区工会组织带领广大工人群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突出贡献。

  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为更好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生产,区委根据劳资双方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赎买政策再教育,教育职工树立以厂为家的主人翁思想,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和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民主管理,办好企业。同时,各级工会组织协助政府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工资改革;发动职工开展技术革新活动。是年,355人提出发明、技术改进建议401条,实施228条。

  发动职工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8年,全区首批6个200人以上企业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发动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竞赛要求广大职工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帮后进,大宣传、大动员、大抓先进、大插红旗、大树目标,使广大职工学有目标、比有内容、赶有方向。1963年,为配合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全区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了比、学、赶、帮竞赛,以办“五好”社、厂(企),做“五好”工人、社员为目标,以班组竞赛为主要形式,发动群众在企业内外比先进,拟定赶帮合同,抓“五好”班组创建,开展技术革新,鼓舞人人争先进,人人争上游。1963年11月,开展了学上海、赶先进,解决质次价高向物美价廉进军的劳动竞赛。1963年到1966年,全区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开展增产节约、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

  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技术水平。50年代末,面对“大跃进”、“大炼钢铁”等一系列工农业发展的艰巨任务,生产水平低下、工艺技术落后的现象日渐突出。1957年开始,全区开展了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技术革命运动。区委在提出技术革新目标的同时,要求各单位普遍建立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三结合的技术研究组(或委员会),定期组织职工、社员进行业余技术学习,积极组织各种专业业余技术训练班,组织职工参加各级专业业余技术学习,并组织行业技术交流会,采取订立师徒合同的方式和师傅带徒弟包教包会的办法,系统地培养技术人才和新生力量。总结老技工、老工匠、老艺人的技术操作经验,制订和修订质量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

  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广泛发动群众,贯彻土洋并举、大中小结合的方针和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的原则,多快好省地推动技术革新。1959年,全区提出革新建议33145件,实现10967件,其中重大革新498件。这些革新项目实现后,分别提高工效1到5600倍。工程师王长信,1959年、1960年两年革新技术88项,和工友共同发明制造了18种机器,节约工时90万个,相当于1个普通工人368年的工作量。王长信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成为了全区学习的榜样。

  提高职工教育水平。1959年11月3日,槐荫区成立了职工教育领导小组。1959年11月,区委召开职工教育会议,总结职工教育情况。据统计,1959年全区扫除文盲6997人,使文盲、半文盲由解放初期占职工总数的80%,下降到21%。有11个单位建立了职工教育委员会,74个工厂、合作社建立了职工学校,在校学员18751人,其中文盲班4099人,高小班6851人,初中班7298人,高中班472人,大专班31人。1959年12月3日,区委印发职工教育领导小组拟定的《槐荫区1959~1968年职工教育规划》,要求各单位把职工教育列入党委议事日程,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1960年12月,为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建立了区工会职工业余学校,办公地点设在纬八路小学,下设6个授课点,首批学员1000名。

  激励广大职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全区涌现出先进单位674个,先进生产者10949人,其中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先进单位3个,先进生产者6人;出席省群英会的先进集体12个,先进生产者49人;出席市群英会的先进单位16个,先进生产者118人。是年,济南食品厂工人张世兰和槐荫搬运合作社工人马圣金、侯智耕被评为山东省先进生产者。1960年,北小辛庄小学教师于秀兰被评为山东省先进生产者。1962年1月23日至25日,区委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议表彰奖励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号召全区干部职工鼓干劲、爬山头,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63年2月13日至15日,全区召开1962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表扬鼓励了先进,通过了给全区职工的一封信。1964年4月7日,全区召开了1963年度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区委书记的报告,交流了经验,表扬了先进,选举产生了54名出席全市“五好”集体和“五好”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

  二、积极教育引导,发挥团员青年的生力军作用

  从1956年上半年开始,槐荫区各街道相继建立了团组织。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区委随之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济南市槐荫区委员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级共青团组织积极教育引导,使广大团员青年迸发出高涨的革命和建设热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一只生机勃勃、充满激情、勇挑重担的队伍。

  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广大团员青年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但是,他们在思想政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明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些团员热爱组织,但承担义务的观念薄弱,不能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有些团员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实际斗争中不能以身作则和团结带动群众;个别团员阶级立场模糊,是非界限不清。1957年,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团区委在全区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中开展了“怎样做一个共青团员”教育活动。通过业务学习、传达工作意见、基层干部座谈等形式,对团员干部进行了教育;通过报告会、黑板报、故事会、朗诵会、团课以及“怎样发挥团员的模范作用”等主题讨论会和主题笔谈会等形式,对全体团员青年进行了教育,提高了全体团员的共产主义自觉性。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团区委在全区团员青年中积极开展创造“四好” (政治思想工作好,三好活动开展好,组织生活健全好,联系群众生活好)团支部活动,使团的工作落实到了基层,活跃了团的工作,有效调动了基层团员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加强了机关和干部作风的革命化,推动了团内比、学、赶、帮革命竞赛。此后,全区团员青年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1965年4、5月间,全区有1700余名青年参加了市政建设劳动和黄河岁修工程,完成工作日25000多个,土石18万方。与此同时,各级团组织还开展了动员团员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工作。

  三、更新观念,激发广大劳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后,全区广大劳动妇女冲破封建思想束缚,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学知识、学文化,勇敢的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不断加强妇女组织建设。1956年10月9日至11日,全区召开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65人。大会选举产生了槐荫区第三届民主妇女联合会组成人员。1958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槐荫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改为槐荫区妇女联合会。自1958年10月开始,各街道办事处相继建立妇联组织,至年底共有妇联分会7个,妇代会80个。1962年,区妇联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选拔到各级妇联领导岗位,加强了妇女干部队伍建设。1964年7月8日至10日,槐荫区召开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84人,列席代表15人,特邀代表1人。区委领导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解放军和一切先进经验,促进妇女工作革命化》的报告。总结回顾了区三届妇代会以来的工作,表彰了先进,提出了全区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选举产生了槐荫区第四届妇女联合会组成人员和出席济南市第五届妇代会的代表。本届区妇联由33名委员组成。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全区75800名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成为农业战线上的“生力军”。1956年,全区妇女在居、院、家庭中开展了以“热爱集体,遵纪守法好;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好;计划生育,教育子女好;团结互助,家庭和睦好;讲究卫生,文明礼貌好”为主题的争创“五好”活动。1960年“农业学大寨”,郊区广大妇女以大寨姐妹为榜样,积极参与修水库、建梯田;在城区,93个单位的10330名妇女开展了以学、赶、超曲淑姿、马丽珍、王桂英为主要内容的“心红手巧”活动,先后成立“曲淑姿”突击队、“三八”门市部等集体107个,提出革新建议5377件,实施1410件,工效提高1到3倍。1963年,557名妇女参加了黄河堤坝抢修。

  从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1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10年。期间,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遇到了一些挫折,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与挫折、正确与错误,在槐荫区党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中都有体现。但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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