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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到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

2013-06-20 08:31:52 

  第三编 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到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

  (1966年5月~1978年12月)

  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错误虽然得到遏制,但“左”的思想在经济工作指导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仍在发展。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的错误估计,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由此,一场祸及全国、给党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浩劫中,槐荫区与全国各地一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党的建设,都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是,面对社会动乱的局面,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仍与“左”的错误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使各项工作在困难中艰难前进。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了严重后果,许多遗留问题亟待澄清和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在危难中重新崛起。然而,“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使“左”的理论和方针继续延续,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受到了制约和影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首先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战略抉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与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全国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随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演变成为一场祸及全国、给党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此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发动以及造反组织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权,与全国各地一样,槐荫区陷入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

  最初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很快发展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日渐混乱的局面,区委、区政府采取各项控制措施,努力引导运动的有序开展,各项工作艰难运转。

  一、从文化领域大批判到“文化大革命”发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点名批判,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文章发表后,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力量给予了坚决抵制。《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在10多天内没有转载,因此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制定并发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以约束文化领域日益膨胀的批判运动。但“二月提纲”很快被否定,批判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演变成为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层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文化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会议宣布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暴发。

  5月11日至6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对省委委员、副省长余修进行了错误批判。随后,《大众日报》、《济南晚报》开始大量刊载文章,掀起了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及余修的高潮。批判活动很快波及槐荫,全区各学校纷纷召开批判大会,宣称对所谓“三家村”要“戳穿黑话,搞掉黑线,拔掉黑旗,打垮黑帮”,诬陷余修是“埋在我们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必须揭穿余修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同时,以批判单位内部的“黑线”、“黑帮”为名开始组织批判活动。

  5月25日,中共济南市委召开全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求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3日,槐荫区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市委17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次日,山东各大院校学生纷纷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院校党委。张贴大字报之风迅速波及槐荫,不到10天的时间里,全区多数单位张贴了大字报,总数达到15000多张。虽然多数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性大字报,但也出现了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的标语。有的学校则开始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有的开始批判学校内部所谓的“黑帮”、“三反分子”和“牛鬼蛇神”。

  6月11日,历时一个月的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闭幕。槐荫区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15日,区委成立由7人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6月17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部署学习“五一六通知”,深入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继续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批判《大众日报》刊载的“历下漫画”和各单位的“文艺黑线”。6月28日,区委制定下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对于开展“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各单位相继召开动员大会,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活动。到8月10日,全区文教系统张贴大字报达到了13万张,揭发批判所谓“牛鬼蛇神”和“重点人物”148人,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出现混乱。

  面对日益狂热的浮躁情绪和开始出现的混乱局面,为了避免运动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共槐荫区委采取了多项控制措施。

  1966年6月10日晚,槐荫区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在常委内部统一思想,试图使“文化大革命”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会议要求,正在开展“四清”的单位,要以“文革”的精神把“四清”运动搞好。文教方面,中学领导要积极领导;小学要严格控制,不要发动揭发批判斗争,主要是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要注意贯彻政策,不打不骂,不戴高帽子,不吐唾沫,不搜宿舍,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对居民先不要发动张贴大字报,主要是教育提高。会议同时决定,充实区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指导;仿照中央和省、市委做法,以“四清”工作队为骨干,进一步调整充实力量,抽调200余名干部组成10个工作队,派驻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各单位,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指导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区委还进一步强调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重要性,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学习毛泽东著作上来,把运动的重点控制在文化教育系统。7月16日,区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学习毛主席著作领导的意见》,要求各单位深入思想发动,充分认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学习重点,狠抓活学活用;狠抓培养典型,不断总结经验;切实加强领导,把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随后,召开千人大会进行部署,先后组织不同规模的讲用毛泽东著作会议300余场,组织17000多名群众参加了毛泽东著作讲用会议。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区委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个别单位虽开始出现混乱,但全区基本还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运动的重点也基本控制在了文化教育系统。然而,这种有序开展运动的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便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文化大革命”工作指导组的撤出而被打破,短暂有序的局面随即结束。

  二、红卫兵运动兴起

  1966年8月1日至1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同时强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重点是整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要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根据毛泽东临时提议,全会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红卫兵运动是与“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的。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6月2日,他们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开始公开亮相。8月1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

  8月上旬,槐荫区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很快就遍及全区各中小学校。到8月底,全区已有红卫兵组织18个,红卫兵697人。起初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多数由支持学校党组织的师生组成,红袖章上印着黑字。到9月中旬,又出现了反对学校党组织的红卫兵,红袖章上印着黄字。印黑字的红卫兵被称为“黑字”红卫兵,印黄字的红卫兵被称为“黄字”红卫兵,两派组织相互对立,分别隶属济南红卫兵师和红卫兵济南指挥部。10月下旬,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济南红卫兵师及其下属组织解体,其成员纷纷组成所谓“长征队”奔赴全国各地进行串联;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则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全省性红卫兵组织,改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与此同时,各种名目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这些红卫兵组织名称虽有不同,但都是口诛笔伐、相互对立的派别组织。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在“造反有理”的旗帜和口号下,倍受鼓舞的红卫兵开始从学校“杀向社会”。他们把文物典籍、名胜古迹、宗教庙宇、民间习俗统统当作“四旧”加以扫荡,烧的烧,砸的砸,毁的毁;他们“炮打”各级领导机关,肆意批斗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社会上开始出现混乱。

  8月23日,槐荫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倡议书,集会演说,宣布“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宣战!向一切含有毒素、腐蚀人们灵魂的街巷名称、商店字号、商品牌号、橱窗宣传、奇装异服、妖里妖气的发式、难入众目的装饰打扮开火”。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和红卫兵的冲击下,许多所谓带有“四旧”色彩的名称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同日,槐荫区改称东风区;槐荫区委、区人委改称东风区委、区人委。随后,各街道办事处和绝大多数学校、商店等相继改名。

  与此同时,红卫兵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冲击教堂、冲击个体商户、搜家批斗、破坏古迹文物和焚烧字画等活动。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区733户个体商贩被迫表示“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抛弃单干,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到8月底,全区红卫兵组织共更改街名34个,店名72个,学校21所;入户搜家232户,游街斗争62人;收缴银元316块,金戒指56个,金元宝5个,铜元75公斤,棺材58口;查抄所谓黄色书刊89093本,黄色照片817张,字画2611张;砸毁建筑物71处,捣毁清真寺教堂2处;悬挂毛主席像3830张,张贴毛主席语录41845张,放置语录牌1018个。

  红卫兵的所谓破“四旧”行动得到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支持。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赴京红卫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给予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称赞红卫兵的做法“红得很”。随后,红卫兵冲击破坏活动更加激烈。9月中旬,在全市红卫兵大破所谓“四旧”的同时,东风区的红卫兵组织在省、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支持下,开始揪斗所谓“牛鬼蛇神”,对1100多户所谓有问题的群众和“五类分子”进行“抄、斗、挖、赶”,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身心摧残和经济损失。

  伴随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性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全国各地的师生蜂拥赶赴北京,而北京的红卫兵则迅速散向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全国性红卫兵大串联迅速兴起。

  早在1966年8月,济南就出现了“串联热”,并迅速发展成为“大串联”高潮。在大中专院校的影响下,槐荫的中小学师生也组成了各种名称的“长征队”,到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地徒步串联。外地的师生纷纷到济南、到槐荫建立“联络站”,搞串联“点火”,冲击机关,揪斗所谓的“走资派”,无政府主义迅速泛滥。

  全国性的“大串联”持续了7个月之久,给铁路等交通运输造成了严重混乱,导致大量货物积压待运。同时,校园内乱逐渐发展成社会内乱,各级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开始失去控制。

  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并没有得到多数党员干部的支持,党政机关基本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认为少数人采取新形式对抗“十六条”,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方针的无限上纲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的更大压力。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决定”。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泛滥。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林彪、陈伯达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随后,全国迅速掀起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1月15日,东风区召开全区基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党员干部站在运动的前列,当革命的促进派。少数人开始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强迫各级领导干部检查、认罪和“靠边站”,承认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有的还被挂牌批斗,游街示众,全区形势更加混乱。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12月9日,东风区开始贯彻“工业十条”,“文化大革命”开始由学校扩大到全区各工、基、交和财贸单位。从机关到基层,都打破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纷纷建立。这些造反组织占山头、拉队伍,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任意揪斗和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区委及各级党组织被诬为在政治上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组织上执行了“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路线,从而遭到严重冲击。同时,造反组织还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借口,对区委、区人委主要领导实行隔离“检查”,强制“反思错误”,进行批斗。一批领导干部被扣上“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被当作“反动权威”和“修正主义苗子”,反复受到冲击和批斗,甚至被抄家、坐牢。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农村十条”发出后,济南西郊农村地区(现段店镇、吴家堡镇)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他们实行“大民主”,开展“大串联”,到处“破旧立新”,农村形势陷入混乱。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指出1967年的政治任务是工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文化大革命;革命师生、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扬民主,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论”精神的鼓舞下,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深入到工厂、农村。自此,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机关,从街道到工厂,“文化大革命”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全区绝大多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靠边站”,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社会秩序陷入全面混乱。

  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后,由于“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支持,无政府主义开始泛滥。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异常艰难的环境,区委、区人委仍然坚持工作,反复强调抓好生产,并以抓基层抓生产为名疏散机关干部,千方百计地阻止红卫兵到工厂和农村串联,使各项工作在艰难中得到运行。

  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工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给各地的生产建设带来了严重冲击。但在运动初始阶段,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为限制“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范围,竭力进行了正义斗争。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部署,区委多次专题研究和推进工农业生产。从1966年6月到8月两个月时间,专题研究工农业生产的会议达到10次之多。6月10日,在传达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的常委会议上,区委要求农村要以抗旱为中心,城市要以文化革命为中心,同时抓好生产和其他工作。6月15日,区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工业生产情况汇报,再次强调要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工作的关系。6月28日,区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见》指出:正确处理文化革命与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关系;“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同时也要全面安排好其他各项工作,以革命促生产;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分工负责,两条线作战,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认真抓好工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区街工作等。7月5日,区委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时提出:工交战线要贯彻总方针,把生产搞好,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10月9日,区委、区人委召开联系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全区认真贯彻总方针、总路线,集中力量完成当年计划,积极做好次年的生产准备工作;大力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统一思想认识,树立旗帜思想,发扬革命精神;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教育职工坚守岗位,搞好生产,搞好革新竞赛活动;加强领导,从区委到单位统一安排,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成立两个班子,真正把革命和建设抓好。

  由于采取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措施,1966年全区工农业生产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1966年,全区实现工业生产总值1869.8万元,比1965年增长137.2%。其中1至9月份,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1367万元,占年计划的137%,较上年同期增长157%;标准件、铸管、塑料制品、玛钢等产品分别增长1.2倍、1.7倍、2.3倍、6.7倍;二极管、胶木制品、万用电源等13个新产品实现了批量生产。

  从1966年5月到12月,区委始终试图按照正常的步骤和方法领导“文化大革命”,并采取成立领导小组、派出工作队等措施对运动进行领导和指导。然而,随着“十六条”的发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造反组织的建立以及“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提出,全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党的领导开始被抛弃,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泛滥,全区面临造反派掌权的全面内乱。

  第二节 “全面夺权”导致全面内乱

  随着局势的日益失控,东风区的造反组织先后三次夺权,全区党政机关陷入瘫痪。之后,虽然驻济部队和武装部按照中央指示派遣部队干部进驻东风区,实行军管,努力控制内乱局面的发展,但随着“文攻武卫”和“反复旧”运动的开展,全区仍陷入社会灾难最严重的时期。

  一、东风区造反组织三次夺权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煽动策划夺权。1月6日,王洪文夺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对此,毛泽东表示肯定和赞许。《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表示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从此,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权的“一月风暴”。

  1967年1月10日,《大众日报》社的造反组织接管《大众日报》。次日,“山东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布《大众日报》社夺权。1月24日,“山工总”联合9个造反派团体组织,组建“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在工农兵剧院(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宣布夺了济南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2月3日,王效禹在康生等人的支持下,联合25个驻济造反组织,组成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夺权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夺了山东省的党政大权。23日,根据中央指示,大联委改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夺权之风迅速波及东风区。1967年1月25日晚上,东风区造反派组织“红教工”负责人到区机关煽动夺权。在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踢开机关造反组织搞夺权。26日,10个造反组织组建了“夺权筹委会”。1月27日下午,“夺权筹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全面策划夺权。1月28,他们闯入区委、区人委机关,掐断电话线,查封办公室,揪斗区委、区人委党员干部,强迫交出公章,宣布夺了东风区的党政财文大权。

  东风区“一·二八”夺权,没有得到其他造反组织的认可。另一派造反组织随即策划进行“三·一”夺权。3月1日下午,在省、市造反组织的支持下,这一派造反组织在青年公园召开夺权大会,宣布成立由群众组织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37人组成的“三结合”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

  “三·一”夺权之后,造反派组织以区革委的名义对区委、区人委组织机构进行改组,将原设部门进行了调整重组,以区革委代替区委、区人委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以群众组织代替了党的领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党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始终存在着抵制和抗争“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正义洪流。1967年2月,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怒斥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迫害老干部及乱党、乱军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正义行动却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趁机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这些老同志多次进行批斗,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二月逆流”的恶潮。

  山东的造反派头目王效禹高呼“反击复辟逆流”的口号,在全省发动了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运动。

  4月4日,东风区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组织学习省、市革委所谓“反逆流”文件精神,通过了《关于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几点意见》,对东风区的“反逆流”运动作出部署。

  王效禹发动“反逆流”运动后,一些受到冲击的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起来,社会上出现了观点相互对立的众多派别组织,致使全省各地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并不断升级。与全省一样,东风区的局势更加混乱,直至全区派别林立,派性膨胀,武斗事件频繁发生。

  1967年7月,经过半年多的派别斗争,在省、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效禹、杨恩华等人的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声称区革委是假夺权,随即煽动群众占领区革委机关办公室,取代区革委行使领导权,宣布再次“夺权”。

  1967年11月,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作战部”为主,成立了东风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开始进行重建东风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1968年2月8日,筹备小组向市革委提报了区革委组成人员名单。9日,市革委批准成立新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张凡金任区革委主任。同时,区革委将原区委、区人委工作部门全部予以撤销,新设立了组织组、宣传组、群工组、工交组、商业组、教育组、内务组、文体组等工作机构。原有的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被留用外,其余全部集中起来参加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改造思想。随后又被下放到工厂跟班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到3月17日,全区各基层单位都重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区一片红”。

  东风区造反派的三次夺权,都以打倒区委、区人委的老领导和争夺党政财文大权为目标,以致区委、区人委及基层党政组织陷入瘫痪,党的领导荡然无存。造反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采取打、砸、抢、抓甚至武斗等非正常手段,彻底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全区陷入一片混乱。

  二、试图控制内乱的努力

  (一)“三支两军”

  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夺权斗争。随后,驻济部队和区武装部奉命派出2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进驻东风区“支左”,执行军训、军管任务。不久又奉命“支农”、“支工”(统称“三支两军”)。3月,由驻济部队干部战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济南西郊农村的吴家堡公社,建立生产指挥部,组织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开展春耕生产。到1973年9月结束,“三支两军”在东风区各级党政组织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对于稳定时局、恢复秩序、保护干部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支左”执行的是“文化大革命”总的错误方针,也给东风区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

  (二)“复课闹革命”

  1967年2月16日,《文汇报》发表《复课闹革命》的社论。2月25日和27日,全区绝大多数中小学师生响应“社论”号召,先后参加全市小学、中学“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自觉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但仍有少部分因派性斗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没有立即复课。3月8日,区革委发出《关于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告》,指出“凡是尚未开学的单位和尚未返校的教职工,都应响应党中央号召,消除派别分歧,尽快返校复课”。同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区革委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要求各单位尽快召回在外“闹革命”的职工,返回单位“边抓革命,边搞生产”。两个《通告》的发出,对于稳定形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派性的影响、运动的开展和各级党政组织遭到破坏,学校教学秩序和工厂生产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性恢复。

  (三)制止武斗

  1967年5月5日,毛泽东批准北京市革委发布的《重要通告》,严禁打、砸、抢、抄、抓。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立即制止武斗》社论。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再次要求纠正武斗歪风。“五七”事件发生后,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大局,济南军区采取多种措施制止武斗,使山东在较长时间内得以相对稳定。12月,中央发布《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1968年1月,根据中央决定,全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2月9日,东风区公安机关军管组成立,对公、检、法及各派出所实行了军管。军管组的成立,对于制止武斗和稳定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实行“革命大联合”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表重要讲话,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反复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走资派”是“一小撮”,号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再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各工厂、学校、部门、企业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毛泽东指示发表后,东风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革委要求,按系统成立革命组织,先期在工交、财贸、文教卫生、基建等系统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随后,采取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形式推动街道层面的工作。到1968年3月底,全区基本实现“革命大联合”。与此同时,还按照毛泽东关于“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的指示,开始“解放”老干部工作。

  (五)派驻“工宣队”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委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8月28日,济南市首批“工宣队”分赴各中学和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解决所谓“老大难”问题。同日,东风区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10月4日,又抽调100名工人组成的第二批 “工宣队”,分赴各个学校及公社医院、交通站所等单位,领导“斗、批、改”运动。1968年7月15日,西郊公社和吴家堡公社(原属历城县)成立;8月,西郊公社改称东方红公社,吴家堡公社改称太阳升公社。1969年1月17日,由济南市革委、历城县革委联合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太阳升公社帮助搞“斗、批、改”。派驻“工宣队”是在派性和武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在当时条件下,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对于稳定局势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文攻武卫”与“反复旧”运动

  (一)“文攻武卫”

  1967年夏秋之际,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愈演愈烈,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直至酿成了大量的武斗事件。江青、谢富治、王力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和“文攻武卫”的口号。随后,全国各地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并且全面升级,以致此后几个月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时期。

  山东的“反逆流”运动表面上似乎以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的胜利而告终,但他们与支左部队、其他派别群众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派别之间的权力争夺也未结束。

  1968年3月25日至4月6日,东风区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王效禹窜来东风区,接见与会代表,继续煽动批斗所谓“王王庄反革命集团”和开展“文攻武卫”活动。随后,区革委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进行调整改组,大批干部被无故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到工厂当工人,公、检、法机关陷入瘫痪;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文攻武卫”组织,80多人被定为所谓“王王庄”反革命集团在东风区的“黑线”成员而遭到批斗,一批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工籍。

  1969年1月25日,东风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的口号下,分别进驻区公安分局和各个派出所,赶走“支左”解放军,实行所谓“群众专政”。此后,公、检、法机关被“文攻武卫”组织接管。

  (二)“反复旧”运动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主持起草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以捏造的罪名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次作出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错误决定。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王效禹攻击济南军区和省军区主要领导人是山东“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济南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搞“复旧”,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

  11月15日,市革委、市级机关、市三大组织负责人会议之后,东风区革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确定由常委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开展调查研究,分两批解决汽车修理厂、木材加工厂、金属加工厂、标准件厂、自行车零件厂和绿化队的“复旧”问题。随后“反复旧”范围进一步扩大,区革委向38个工业交通单位、24个小学、9个街道派驻了29个调查组,调查解决所谓“复旧”问题。11月26日,区革委在原区委党校举办区级机关及基层领导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政治学习。11月28日,区革委作出对金属加工厂、东风印刷厂、公社医院、市交通局三团(山工总东风指挥部管理)处理决定,部分革委会成员“靠边站”。不久,对交通运输一站、二站、三站、四站、汽车修理厂、东风汽车队等单位的革委会进行了调整。

  “反复旧”运动一直延续到1969年6月。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旧”,全区工、基、交系统和街道的54个基层革委会,39个被解剖、摧垮和改组,79名基层革委会干部被打倒了43名。尤其是在工、基、交系统,27个基层革委会中有23个被砸烂、改组,27位革委会主任全部被降职、停职检查或批斗,有的还被拘留、逮捕和拷打、武斗。同时,一批带有严重问题但拥护“反复旧”的人被拉进基层革委会甚至还派进区机关,部分要害部门的领导权被他们控制。全区50%以上的军宣队被赶走,多数单位的军管机构受到冲击。

  1967年,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夺权”风暴,并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山东的造反派头目王效禹夺取省委、省人委党政财文大权后,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致使全省上下派别林立、矛盾重重,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空前泛滥。从1966年底到1969年夏,东风区与全国、全省一样,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内乱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到处充斥着各种对立的组织和矛盾,武斗流血事件时常发生,党的领导不复存在,经济建设全面倒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全区各项工作都由革委会“一元化”领导,事事都由造反群众组织说了算,出现了“群众组织领导党”的极不正常的现象。1967年5月,东风区西部的位里、小金、担山屯等村庄发生冰雹灾害,庄稼、果树受灾严重,西瓜、蔬菜几乎绝产,因当时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救灾工作极其不力,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第九章 中央着手解决山东问题与局势暂时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结束后,中央开始解决山东问题,并作出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根据《批示》和《十条》精神,山东批判纠正了王效禹的极“左”错误,调整了领导机构,召开了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恢复成立了中共山东省委,杨得志、袁升平分别当选省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围绕纠正“反复旧”错误,新一届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中央《批示》、《十条》精神和省、市要求,东风区以纠正“反复旧”错误为主,全面整顿各级领导机构,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组织开展“斗、批、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并抓住局势暂时稳定机会召开了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动乱中恢复了区委的领导。

  第一节 贯彻落实《批示》、《十条》

  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不仅使山东的局面出现严重混乱,也影响到了周边省份,影响到了中央精神在山东的贯彻,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九大一闭幕,中央就决定解决山东问题。5月4日至28日,根据中央要求,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及济南军区的27名代表留京学习。5月24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以报告的形式,向中央介绍了山东的情况,提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

  《报告》指出,山东的“反复旧”运动犯有“四个指向”、“两个干扰”、“一个破坏”的错误。在山东错误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报告》提出了十条措施,主要包括:第一,进一步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第二,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三,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第四,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第五,充实加强省革委会的领导机构,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要迅速撤出;第六,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军队和地方群众组织的文化大革命互不干涉、互不插手;第七,相信和依靠群众,不再在群众中划分“革”与“保”,要实现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撤销“文攻武卫”组织,建立健全“三代会”(指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第八,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第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委会;第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批示,指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于山东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中央全会精神,在全省进行了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希望山东省革委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顾全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当时称中央批示和十条措施为《批示》和《十条》。

  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发出后,省革委常委会和济南军区党委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了传达学习,批判了王效禹等人的严重错误。6月23日,中央批准建立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王效禹任组长,杨得志、袁升平任副组长。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7月29日到8月8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济南军区召开县团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要求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狠狠打击敌人,群众组织“归口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和部署,东风区按照自上而下、先骨干后群众的步骤,采取层层召开会议和举办各类学习班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

  宣传《批示》和《十条》精神。九大闭幕后,包括东风区在内,全市各种传言很多,群众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市革委要求重新传达学习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批示》、《十条》精神。6月下旬,东风区召开全区基层干部大会,传达《批示》和《十条》,下发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批示》和《十条》的《通知》。7月上旬,组织区革委成员、群众组织代表和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为期10天的学习班。8月15日至20日,区革委召开“反复旧”前基层革委会成员、被解放的革命干部、“五七”干校干部等701人参加的会议,传达贯彻省、市贯彻《批示》和《十条》会议精神,批判王效禹资产阶级派性,下发《关于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和〈十条〉的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同时,大会总结了东风区在“反复旧”中的严重错误。

  充实和调整各级领导机构。1969年8月,区革委遵照《批示》和《十条》关于“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革委会的精神,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要求群众组织归口大联合,对于受“反复旧”影响大、派性严重的基层单位,采取指派干部进驻等形式进行了初步恢复。从9月20日起,在学习宣传《批示》和《十条》的基础上,区革委本着有利于团结和少下多上的原则,开始着手调整、充实区和基层革委会。9月23日,形成了关于调整区革委主任、副主任、常委的初步意见。10月16日,根据省、市指示精神,作出《关于区革委充实、调整意见的报告》,提请市革委适当充实军代表和干部代表,对区革委中的群众代表进行了调整。10月28日,经市革委批准,区革委发出《关于机关机构设置的通知》,区机关调整为“一室八组”,即办公室、政工组、文教组、工交城建组、财税工商管理组、商业组、劳工组、内务组、人民保卫组,基本恢复了“反复旧”前的组织机构。11月14日,作出《关于调整区革委主任、副主任的报告》,提请省、市革委对通过“反复旧”进入区革委的人员进行调整。12月15日,经市革委研究并报请省革委批准,东风区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对外公布,区革委由41人组成,区革委常委由17人组成。原区革委副主任、军代表许士琪任主任;原区革委主任张凡金改任副主任,回原单位(济南服装五厂)工作;原区委书记于镜海、副书记王文山充实进入区革委,任副主任。经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中共济南市东风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区革委会主任许士琪任组长。随后,经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原区长赵熙洪充实进入区革委并任副主任。区革委还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于1969年12月26日通过了《关于加强自身革命化建设的决议》,对区革委委员作出了7项规定。同时,全区83个基层革委会完成了调整充实工作,并在部分单位建立了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恢复“三支两军”。按照中央《批示》、《十条》规定和有关指示精神,东风区撤销了所有“文攻武卫”及类似组织;充实加强了区公安机关的军管会领导,所有派出所相继进驻了解放军;对水、电、粮、油、交通运输等要害部门,派驻军宣队实行军管,稳定了局面,制止了武斗事件的发生。

  落实平反政策。根据《批示》和《十条》精神,东风区为54名在“反复旧”中受到非法拘押并被打成反革命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职务;给停发工资的干部职工补发了工资。进一步解放老干部,于镜海、王文山、赵熙洪等原区委、区人委老领导先后进入区革委并任副主任。

  整顿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反逆流”、“反复旧”以来,特别是受“文攻武卫”的影响,群众武斗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混乱。1969年8月2日,根据全市统一部署,东风区发出关于当前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意见,决定成立社会治安大清查领导小组,要求按照九大和《批示》、《十条》精神,全面清查车站、码头、旅馆、招待所、公园、山洞以及易于犯罪分子藏身的各类场所,严厉打击各类惯盗、诈骗、流氓等犯罪分子,收容因受各种迫害流亡在外的人员,以加强社会治安管理。9月18日,按照全市整顿交通秩序会议精神,东风区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开展整顿交通秩序宣传活动。20日,2500人组成的宣传队伍,分别上街和深入到机关、工厂、学校等开展交通宣传活动,以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通过贯彻落实《批示》和《十条》,批判、纠正了王效禹的极“左”错误和资产阶级派性影响,进一步解放了老干部,清除了各级革委会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群众代表”,解散了部分群众组织,对受到非法迫害的干部群众予以平反。特别是全区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成立,恢复了党的统一领导,使“反复旧”运动造成的各种问题从思想和组织上得到了扭转。

  第二节 全面开展“斗、批、改”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简称 “斗、批、改”。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斗、批、改”任务被具体化。九大之后,“斗、批、改”在全国全面展开。

  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1968年1月16日,山东省革委、济南军区机关、山东省军区作出《关于向全省每户贫下中农赠发〈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决定》。8月1日,省革委发出通知,要求通过“三忠于”活动,进一步促进“革命大批判”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精兵简政、清理阶级队伍等任务的完成。随后,“三忠于”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直到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全国范围内的“三忠于”活动才告停止。

  “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东风区广大干部群众也是满怀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拜投身运动的。林彪发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后,东风区迅速掀起了人人学“老三篇”、人人用“老三篇”、人人读《毛主席语录》、人人唱“语录歌”、人人跳“忠字舞”的高潮。一时间,家家挂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语录牌”,全区一片“红海洋”。为满足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像章、语录牌和著作的需求,东风塑料制品厂、搪瓷厂等相继转产制作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牌,印制《毛主席语录》。

  全区各机关、学校、街道、工厂、商店等单位,除按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学习毛泽东著作外,还利用上下班前后、会议前后的时间读《毛主席语录》。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街道,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刚入学的儿童,《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多数单位做到了“天天读雷打不动,学习日坚持进行,学习班层层举办,讲用会经常进行”。从1970年到1971年2月,全区举办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400多期,参加干部群众达85000多人次。与此同时,还多次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介绍交流“活学活用”经验,选出了一大批“活学活用”积极分子。

  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1968年6月,东风区部署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0月,结合贯彻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通过开展“一学、二诉、三批、四抓、五带”活动,即“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最新指示”,“控诉旧社会和资反路线的迫害,忆苦思甜”,“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狠抓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培养典型,总结经验,带动一般,指导运动”,在全区掀起了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到年底,全区共收集所谓揭发检举材料7000多份,挖出所谓阶级敌人259人,经过外查内调批准揪斗的87人。

  由于清理阶级队伍逐渐“清”到了王效禹等人身上,王效禹等人宣称清理阶级队伍是在搞“复旧”,采取政治上大造舆论、组织上搞反夺权、策略上以攻为守的方式,干扰破坏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1969年8月,出于纠正王效禹极“左”错误的目的,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检查前段工作,部署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东风区在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10月15日,市革委提出《关于继续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意见》,要求领导带头,层层发动,带领广大群众,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

  省、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清理阶级队伍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强调过火、最基本的民主与法制被破坏、人权没有保障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整个过程中错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使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朝着“左”的方向发展,阶级斗争被无限扩大,一时间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所谓“叛徒”和“特务”,不少干部群众惨遭毒打和关押,有的还被迫害致残、致死,制造了多起冤假错案。

  11月21日,东风区成立区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要求全区“以战备促清队、以清队促战备”,采取分口(工交、街道、小学、财贸、公安、机关和五七干校)领导、专向负责、分类指导,要求在全区继续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到1970年1月10日,全区83个基层单位有82个单位进行了“清队”工作,2个单位完成定案处理;挖出所谓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和现行反革命233人;报批揪斗对象93人,批准26人。中央部署开展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以后,东风区的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同步进行。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出,要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要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范围内一场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展开。

  2月11日,东风区革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革委要求,召开由基层革委会成员、全体党员参加的大会,传达学习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会议要求,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四大”活动,迅速掀起检举揭发高潮,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会后,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人员为骨干,组成了3000人的对敌斗争队伍,并召开会议进行了培训。此后,“一打三反”运动在东风区全面开始。

  2月21日,东风区召开18000余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对4名所谓阶级敌人进行了宽大处理,在全区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此后,各单位采取政策攻心、发动群众揭发等形式,对所谓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人员进行了检举揭发。3月9日,区革委召开基层单位领导成员和骨干人员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精神,对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进行部署。随后,为了营造声势,东风区又连续召开掀起“四大”新高潮动员大会、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等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区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

  1970年7月15日,区革委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定案处理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市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定案处理工作会议精神,东风玛钢厂等7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对搞好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安排。8月24日至29日,区革委召开基层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无产阶级政策,搞好“一学、二摆、三查”。“一学”即学习无产阶级政策和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二摆”即大摆“一打三反”的辉煌战果,大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巩固发展;“三查”即查有无“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的错误思想,查定性定案是否准确,查对待受蒙蔽犯错误群众的态度。会议要求,对定性不准、处理不当的要予以纠正,对生活出路安排不当的要妥善解决,隔离、批斗要经区革委批准,严禁打、骂、罚、逼、供、信。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受蒙蔽犯错误的群众,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通过举办学习班促使他们改正。随后,“一打三反”办公室对已定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

  “一打三反”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运动中仍然出现了刑讯逼供现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到1972年3月,全区挖出所谓阶级敌人和重点人物787人,其中207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48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88人被认定为未改造好的“五类分子”,344人被认定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经过定案处理,18人被判刑,12人被实施管制,52人被戴帽处理。

  在“斗、批、改”过程中,还开展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个名为“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1967年5月,这个组织散发诽谤攻击周恩来的反动传单和标语。毛泽东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增加内容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这个组织很快就被摧毁。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借机扩大,要求开展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把许多反对他们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1971年5月31日,济南市在东风区、红卫区、历城县设立分会场,同时召开公判“五一六”分子大会。东风区组织万余名群众参加,对9起所谓“五一六”反革命事件(其中东风区3起)进行了公判。8月24日,区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指出要统一安排、分类指导,迅速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群众运动的高潮;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革命大批判贯彻运动始终;抓住重点,集中力量,突破大事件;认真做好知情人的工作,促使犯错误的人揭发、交代问题;搞好调查研究,整理好有关材料;认真注意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解决领导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清查“五一六”运动,历经思想发动、大批判、揭发检举和专案审查四个阶段,到1973年7月基本结束。期间,全区对347人举办学习班进行了隔离审查。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运动中出现了“以人划线”现象,使部分无辜干部群众受到了错误批判,加重了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同年8月,根据上级指示,东风区开始纠正扩大化错误。随后,区委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提出了具体纠正意见。会后,由区委常委分头找受害人谈话,当面进行平反,烧毁材料,消除不良影响。1974年11月到1975年5月,全部退还了被审查人员的检查交代材料,同时向被错误审查人员及其家属赔礼道歉。

  三、干部下放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文章“按语”同时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党政机关纷纷举办五七干校,大批机关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或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10月,遵照毛泽东指示,东风区革委初步精简机构,下放部分机关干部。11月2日,东风区召开欢送会,欢送来自区机关、工交城建、财贸、教育等系统的300余名干部、教师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1969年2月,东风区革委会经与向阳区协商,接收万灵山、腊山两处果园,作为东风区“五七”干校校址。26日,东风区机关“五七”干校正式成立。原东风区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被留用外,大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思想。

  大批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虽然得到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由于长时期被排除在业务工作和研究之外,不仅耽搁了他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宝贵时间,也严重影响了各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直到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商店停止招工,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968年12月22日,为了解决社会青年就业问题,也是出于对知识分子“左”的估计,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号召发出,全国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东风区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进行了层层发动。许多家长动员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安家落户,广大青年怀着“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革命激情报名上山下乡,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从1968年到1971年,全区先后分3批共动员58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赴肥城、齐河、新泰、莱芜下乡插队2842名。1972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向支援边疆和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又有1825名知识青年分赴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和内蒙、甘肃等地。1974年10月15日,区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全区从机关到基层,纷纷开展动员工作,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自觉报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此到改革开放前夕,全区又有3111名知识青年分赴东平、平阴、历城等农村插队。

  同时,辖区的东方红(今段店镇)、太阳升(今吴家堡镇)两个公社,还先后接收安置了5批、2500余名到该社插队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

  作为极“左”思潮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当否定。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长为国家和社会所作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生活工作在农村,用青春年华无私地支援祖国边疆和农村建设,涌现出了大批优秀青年。

  四、整党建党与整团建团

  1967年10月,毛泽东对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报告作出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50个字被称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又叫“五十字建党大纲”。此外,毛泽东还有一条关于“吐故纳新”的批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这段论述被称是“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指示,要求全党要以这两个“批示”为“最根本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整党工作正式开始。

  1967年12月20日,省革委发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意见》,要求凡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领导小组)并被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时决定将省直、济南和青岛作为整党建党试点单位。1968年2月,济南市的试点工作全面展开。到11月底,全市有188个单位转入了集中整党阶段。1969年1月,济南市举办了整党建党学习班。1970年5月15日,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根据中央和省革委指示,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的意见。

  1970年6月22日,根据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求,东风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区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市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并确定整党建党先从区革委机关开始。会后,举办了为期6天的首批整党建党单位负责人学习班。25日,区革委机关整党建党工作开始,203名党员参加了这次整党建党活动。期间,按照整党建党总体要求,区革委机关通过围绕政权建设忆苦思甜、立足实际检查问题、突出思想进行整顿等活动,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7月7日,东风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整党建党工作意见》,提出在全区分三批开展整党建党和逐步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计划,要求各单位以北京“六厂二校”为榜样,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切实搞好组织整顿。同时提出,要搞好党员吐故纳新工作,深入开展大批判活动,实行开门整党。为搞好整党建党,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亲自深入到试点单位总结经验,以指导全区的整党建党工作。随后,各街道和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相继成立。10月20日,因原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许士琪调回部队,经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由军代表李明镜任东风区革委会主任和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1月,东风标准件厂党支部恢复建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员停止党的组织生活后,全区恢复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到1971年2月,整党建党工作基本结束,全区83个单位有81个恢复建立了党组织,842名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到1971年底,全区恢复建立党总支12个、支部70个,有党员1099名,其中当年发展新党员96名。

  这次整党建党,虽受到了“左”的影响,部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继续受到不公正对待,不能参加正常组织生活,但毕竟恢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绝大多数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对于稳定全区局势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东风区还开展了整团建团和加强工会等工作。1970年11月2日,东风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了《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意见》,整团建团全面展开。1971年7月5日,召开了东风区第四次团代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东风区第四届委员会。到1971年底,大部分基层单位恢复建立了团支部。1970年2月2日至3日,召开了东风区首届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区工代会委员会。

  五、开展“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林彪(简称“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自给的“大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

  1968年10月23日,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发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信,建议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育经费,不再给教师发放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这一“建议”,并加“编者按”以求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山东许多地区开始推行这一建议。1968年底,不顾可能出现的区域师资力量严重不平衡现象,济南市各县农村公办小学教师全部“下放”回原籍。1969年11月,全省中小学教育会议召开,要求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师待遇改为“工分加补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同年,东风区辖区中学改“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为四年一贯制;1971年,全区小学学制全部改为五年。与此同时,还将槐荫工读学校与济南第四工读中学合并,改为普通中学;部分小学开设“戴帽”初中班;教师层层选拔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以朝农(辽宁朝阳学院)为榜样,实行“开门办学”,与工厂、农村生产队挂钩,建立各类基地33处,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九大以后,东风区以“斗、批、改”为主要形式的“左”的错误虽然继续发展,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但随着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的贯彻落实,全区各级党团组织相继恢复,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第三节 中共东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与局势暂时稳定

  按照中央基层党组织整顿和建设的要求,东风区第二次党代大会召开,区委得以恢复并迅速开展工作,全区局势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使全区国民生产得到恢复。

  一、中共东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与区委恢复

  1970年前后普遍成立的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是在各级党组织被摧毁的情况下成立的临时领导机构。随着整党建党工作的不断深入,基层党组织相继恢复,召开各级党代会并恢复建立各级党委,便成了当时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

  1970年8月11日,山东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转发中共荣成县委《关于召开党代会、建立新县委的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随着整党运动的深入发展,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建立新党委的问题,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一方面要狠抓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一方面要及时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并建立各级党委。

  1970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通知精神和省、市要求,中共东风区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在进一步抓紧抓好整党建党和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开始筹备召开党代会和建立新区委工作。12月19日,东风区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关于召开区党代大会、建立新区委的方案》向全区公布。《方案》提出,从12月下旬起,开始召开区党代大会、建立新区委的筹备工作。要求搞好思想发动,重点围绕为什么要建立新区委、建立什么样的新区委、怎样建立新区委等问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要搞好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思想整顿,在举办学习班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发动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斗私批修”,进行“开门整风”;加快整党建党步伐,建好配好基层党组织班子,组织开展好党代表人选和区委委员人选的考察摸底;成立党代会筹备办公室,设立组织审查组、宣传教育组、秘书组和行政组,搞好党代会的筹备。同时,《方案》还对党代会代表的条件、名额分配比例、产生办法以及区委委员的构成比例、候选人的产生程序、党代会日程安排等提出了意见。

  根据《方案》要求,全区采取报告会、学习班、上党课等形式,开展了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大批判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现实的路线教育,为党代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通过召开座谈会、进行谈心等形式,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批评意见。1971年1月4日至6日,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区革委全体会议,进一步征求革委委员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斗私批修”,进行“开门整风”。通过宣传发动和“开门整风”,对于进一步加强团结、开好第二次党代会、恢复党组织活动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2月19日至21日,东风区第二次党代会预备会议召开。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再次进行“斗私批修”,全体代表围绕核心领导小组执行路线方面的重点要害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本着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精神,实事求是、诚恳耐心地帮助分析提高,不仅促进了核心领导小组的整改提高,也使全体代表受到了深刻教育。

  1971年2月22日至23日,中共济南市东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区革委礼堂(西市场内)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29人,列席代表28人。大会以中共九大精神和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了区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李明镜代表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学解放军,继续深入开展四好运动;深入进行战备教育,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实现工业生产的全面跃进;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经过全体代表审议,大会通过了李明镜代表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

  2月23日,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反复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济南市东风区第二届委员会。新当选的区委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干部代表、基层一线党员代表各占7名,其中有妇女代表4名;从年龄结构上,25岁至35岁的6名,36岁至54岁的14名,55岁以上的1名,充分体现了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

  2月24日至25日,中共济南市东风区二届一次全委会议召开。24日上午,区委委员首先在英雄山王尽美烈士墓前集体宣誓并进行“忆苦思权”活动,然后选举产生了由李明镜、王文山、郭清河、宋协聚、曹守恭、秦树才、曲明、宁福祥、董传忠等9人组成的区委常委会。李明镜当选区委书记,王文山、郭清河当选副书记。下午,研究制定了加强自身思想革命化建设的初步意见。25日,区委全体委员到防空干道工程参加了一天的劳动。此后,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随即撤销,区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行政机构。

  新一届区委建立以后,立即领导全区投入到继续落实《批示》和《十条》、开展“斗批改”运动和恢复发展生产之中。在新一届区委的领导下,基层各单位党组织相继恢复建立,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同时组织召开了全区计划工作会议、“三代会”、支援“工业抗旱”动员会、政治工作会议等,批准召开了区第四次团代会,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恢复。1971年9月10日,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区委修订出台了关于加强自身思想革命化的《试行意见》,要求区委委员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增强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工作方法,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试行意见》的制定,标志着党的领导与工作在东风区重新恢复并步入正常。

  中共济南市东风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全区党的建设的新的起点。大会虽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继续贯彻了九大错误方针,对“文化大革命”和夺权给予了肯定,但同时也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作用和搞好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中共东风区第二届委员会的建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组织形式,对于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促进局势稳定、经济建设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国民经济恢复性增长

  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为恢复社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1969年,全国工农业生产结束了1967年到1968年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但由于对这种恢复性增长缺乏客观冷静的认识,以为“抓革命”就能“促生产”。于是在197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拟定的《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中,对钢产量等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和任务。

  1970年1月28日至2月3日,市革委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提出,以革命统帅生产,实现工农业生产新跃进,要求各级革委会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运动,走大庆、大寨政治建厂、政治建队道路,开展“四好”、“五好”运动,夺取1970年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4月,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要求“立即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

  1970年初,东风区革委下发《关于当前工作的安排意见》。《意见》指出:“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挖掘生产潜力,多快好省地完成第一季度国家计划”;“革委会成员要明确分工,大胆管理,切实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克服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要放手发动群众,讨论制定1970年和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特别对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要切实落实到车间、班组和个人”;“要狠抓军工产品,在人、物、财力上大力支援,保证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要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用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技术革新”。同时,对全区街道生产厂组生产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相关措施,要求尽快把街道生产搞上去。

  4月15日,东风区革委召开全区基层干部大会,部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会议作了《立即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的动员报告,对全区的“抓革命促生产”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出部署,提出了1970年增产节约的总任务,即“坚决实现‘三个突破’,保证打好‘五个硬仗’”目标。

  “三个突破”:突破全年工业总产值4000万元大关;突破产品产量国家计划指标,全面完成31种国家计划产品任务;突破产品质量历史最高水平,努力赶超先进地区的产品质量水平。

  “五个硬仗”:打好省、市会战任务的硬仗,玛钢厂完成高炮配件任务,铸铁管厂完成4000吨铸管任务,轮胎厂完成4000条轮胎任务;打好新产品尽早投产的硬仗,“硝酸碱”、“保险粉”、“低压电磁”、“乙氯醋酸”、“电极板”等五种新产品要在6月底前批量生产;打好自制设备的硬仗,自制生产C620车床20台、立钻10台、2T电葫芦10台;打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硬仗,要求各工厂选择1至2项技术革新项目,开展技术攻关;打好交通运输机械化的硬仗,交通运输机械化水平由60%提高到80%,力争完成运输总量330万吨公里的任务。

  4月22日,区革委召开工、交、财贸、街道等基层革委会全体成员及部分厂企单位班组长、老工人参加的大会。会上,锅炉厂等5个单位介绍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增产节约的经验。会后,各单位纷纷制定或修订了各自的增产节约措施和计划。

  8月24日至29日,区革委召开基层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会后,形成了《东风区各基层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纪要》。《纪要》指出,要“掀起生产跃进的新高潮”,“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为实现‘四五’规划做好准备。”会议要求“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3000万元,确保突破3500万元,力争达到3900万元”;“要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综合利用,修旧利废,增加产量和品种,提高质量和工效”;“要发动群众讨论,落实今年生产跃进计划的各项指标,充分做好明年的生产准备工作。”通过各种措施的落实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全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生产。

  1970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4197.2万元,提前65天完成国家计划;试制投产新产品36种,完成技术革新项目133个。

  进入1971年,在新一届区委的领导下,全区“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了新进展。1971年2月,根据全区统一要求,各街道办事处革委会建立生产办公室,作为街道革委会领导下管理街道生产的办事机构,负责街道生产的组织领导。3月26日,刚刚恢复建立的中共东风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和部分职工群众参加的计划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讲话、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纪要以及省、市计划工作会议精神,动员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搞好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此后,全区上下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技术革新等运动,工农业生产实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

  1971年,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6114.2万元;试制投产新产品40种,自制各种设备94台;清仓查库收集各种物资价值720万元。6个单位20多种产品成本较1970年降低9%。工业总产值、交通运输周转量提前45天完成计划。基础建设投资完成234万元。

  与此同时,东风区还响应中央和省、市委号召,开展了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工业抗旱”等工作。1970年12月4日,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1970年的工业支援农业情况,安排部署了1971年的工业支农工作。据统计,1970年全区完成工业支农产值418万元,较1966年增长4.6倍;支农产品达到69种,较1966年增长3.1倍。1971年8月4日,区委召开全区收集废旧钢铁、支援“工业抗旱”动员大会。会后,各单位按照区委要求,书记挂帅,全民动员,突击回收废旧钢铁,以支援国家工业生产。到1971年底,全区采取多种措施收集废旧钢铁1027吨。

  三、加强战备

  1969年春,前苏联军队四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加重了党内对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错误估计。1969年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9月24日,中共济南市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成立市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

  10月30日至31日,根据全省战备工作会议精神和市革委要求,东风区召开基层革委会成员和区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战备工作会议。会上,区革委负责人传达了省、市战备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加强战备工作的意见。11月2日,为了迅速落实应付突然袭击的各项措施,加强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区防空战备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随后,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东风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战备教育,加强了防空训练和征兵、民兵等工作。11月4日,下发了《关于开展群众性的挖洞运动的意见》,要求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全面挖掘防空洞。至11月10日,仅街道层面就开挖防空洞口4696个。此后又以区防空战备领导小组名义,下发了《关于当前挖修防空工事进展情况与今后意见》,要求把人民防空作为首要备战工作;各级要加强对防空备战工作的领导;全面完成挖修防空工事任务。战备动员之后,从党员干部到普通职工,从工人到学生,从老人到学龄前儿童,甚至连原来足不出户的妇女,都投入到了这场全民动员的挖洞运动中。与此同时,还加强了民兵工作,分批进行了野营、军训。

  到1970年8月25日,全区已有各种防空设施808处、48000平方米;挖修防空主支干道3300米。到1971年底,全区不仅构筑了大量地下干道和群众性防空工事,还构筑了一些小型地下车间、医院等战备设施。

  与此同时,东风区的城市建设及防洪防汛等工作也得到了发展。1970年1月28日,黄河凌洪暴发,地处滩区的东方红公社北八里、由李、筐李、谢屯、麻沟等5个大队遭受凌洪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省革委、济南部队、省军区和市、县革委会负责同志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广大军民奋力抗击凌洪,取得了最终胜利。10月,根据市革委统一部署,对小清河进行了疏浚,增强了城市防洪能力。12月24日,纬十二路北端公铁立交桥建成通车,实现了京沪铁路与纬十二路南北公路畅通无阻,方便了群众,支援了国家建设。1971年4月19日,吴家堡公社的北店子引黄站和七里铺大队对外开放,接待了第一批国外友人。丹麦的胡姆隆教授及其夫人参观了北店子引黄灌溉发展水稻种植情况。7月8日,区革委成立区抗旱防汛指挥部。8月26日,建立东风区城市建设革委会,领导辖区的养护绿化、市政建设和私房管理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号召下,东风区先后开展了增产节约、支援“工业抗旱”、工业支援农业、防空战备等群众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虽然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带有明显的“跃进”性质和“冒进”倾向,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严重摧残的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第十章 从“批林整风”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九大以后,林彪一伙鼓吹“天才论”,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毛泽东识破其阴谋,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随后,“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周恩来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纠正极“左”思潮。东风区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开展了“批林整风”和纠正极“左”思潮工作,各方面工作得到了一定恢复,槐荫区也恢复名称。十大以后,江青等人结成了“四人帮”,批判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破坏下被迫停止,“批林揭袁”、“批林批孔”运动相继展开,全区经济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面整顿时期,槐荫区贯彻中央和省市精神,基本扭转了“批林批孔”运动造成混乱局面,但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全区再度陷入混乱,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第一节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与江青集团出场

  庐山会议上“天才论”的提出,进一步暴露了林彪集团的野心。毛泽东揭穿骗局,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随后,全区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生产有所恢复。但随之而来的“批林揭袁”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使全区经济遭受了严重冲击。

  一、“批陈整风”运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覆亡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期间,林彪、陈伯达等在不同的场合盛赞毛泽东是“天才”,为林彪抢班夺权制造舆论。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天才论”骗局。全会同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同时号召高级干部要读几本哲学书。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揭露了陈伯达反党罪行以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检举和揭发。一场集中揭批陈伯达并开始波及林彪死党的“批陈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地开始了。

  “批陈整风”是与“学哲学”运动同时进行的。1970年11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建议先学习《共产党宣言》等6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和《实践论》等5篇毛泽东的文章。从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学哲学、批先验论和路线教育运动。1970年11月17日,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提出《关于执行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关于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的意见》,部署全市学哲学工作。

  1970年11月26日,东风区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制定并发出关于领导干部学习问题的意见,要求区革委机关干部和基层一般干部,至少拿出1个月的时间,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5篇文章;一般职工群众主要是遵照毛泽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指示,由各单位自行安排。要求切实做到“四个必须”、“四个克服”、“四个结合”,即必须提高学习自觉性,克服“读书无用”、“以干带学”的错误态度;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克服学做脱节、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偏向;必须做到领导干部带头学,克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必须坚持每周二、四、六下午和二、四晚上学习制度,克服重工作轻学习、坐不下的现象。要把学习与进行路线教育、革命大批判、改造世界观、各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使看书学习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扎实、更有成效。同时成立了东风区学习领导小组,建立了学习制度。随后,全区掀起了“学哲学”的热潮。

  1970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1971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同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批示和指示。3月5日到4月4日,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连续举办了三期“批陈整风”党员干部学习班。4月29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1971年5月9日,区委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发出《关于贯彻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的意见》,成立了东风区“批陈整风”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部署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从5月11日开始到7月29日,东风区先后举办两期有264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学习班贯彻“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按照传达学习文件、批判“黑四论”(先验论、唯生产力论、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自我斗私批修三个阶段,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和中央有关文件为武器,深刻揭批了陈伯达的谣言、诡辩和反动实质。

  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开展,林彪等人感到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于是决定铤而走险,密谋策划武装政变。1971年3月,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企图密谋杀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期间多次发表谈话,宣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获悉毛泽东谈话内容后,林彪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发动武装政变。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行动有所察觉,林彪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破产。眼见阴谋败露,林彪等人于9月13日凌晨仓皇乘机外逃叛国,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林彪反革命集团覆亡。

  二、批判极“左”思潮与“槐荫”复称

  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它虽未改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从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使他觉察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问题,认为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纠正。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因势利导,采取一系列措施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干部政策以及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整顿。

  (一)着力改变企业管理混乱状况

  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1年10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结束后,国务院主持起草的《会议纪要》指出:要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恢复和健全企业的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与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综合利用等七项指标。由于张春桥的反对,《会议纪要》未能通过,但基本精神却为与会人员所接受和传播,对于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实践作用。

  1972年春,按照上级要求,市、区两级共150余名机关工作人员分头到38个市属和区属企业蹲点,检查政策落实和企业管理整顿情况。3月30日,东风区召开基层负责人会议,报告《1971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72年计划安排意见》。会议指出,全区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三高”、“三低”、“三多”、“一少”的问题,即废品次品率高、生产成本高、材料消耗高,产品质量低、劳动生产率低、设备利用率低,生产事故多、窝工浪费多、随便花钱多,抓全面完成计划少。主要表现为:一是产品质量低劣;二是盲目采购进货和资金严重积压;三是物资管理混乱;四是生产事故严重;五是劳动纪律松懈;六是随便花钱和职工借款现象严重;七是生产不计成本。要求在试点的基础上以点带面,通过“学”毛主席有关教导、“批”“制度无用论”、“揭”企业管理中的问题、“改”各项管理制度、“建”管理机构,切实把7项指标抓起来,力求尽快改善局面。通过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的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了企业管理制度,调整充实了各级生产指挥管理机构,加强了对生产的组织领导,企业管理混乱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产品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原材料消耗有所下降。同时,东风区还按照加强企业管理整顿的总精神,结合贯彻“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在区属企业开展了以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和优质、高产、低耗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的企业整顿。10月18日,区委召开基层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号召掀起“大战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计划”的新高潮。会议提出:继续大力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进一步充实生产指挥机构,狠抓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搞技术创新,搞好清仓查库、物资调剂和“三废”综合利用工作;发动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随后,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区委号召,深入推进企业管理整顿和劳动竞赛,促进了全年生产计划的完成。

  与此同时,全区还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1972年4月,市委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确定了1972年科技工作任务;济南第二机床厂、济南铁厂、济南机车工厂等7家单位介绍了经验。5月2日,东风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传达全市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确定了五项措施:一是立足实际,突出重点,研究搞好工交企业科技工作“四五”规划。二是成立区科技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全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工作;在工交各单位建立科技领导小组,400人以上的单位要在车间建立科技攻关小组。三是加强对技术骨干的培养;举办业余技术学习班,定期进行专业理论技术知识学习。四是排除干扰,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五是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单位把科技工作列入日程,定期进行研究、检查和督促落实,把群众性科技运动搞起来。在具体工作中,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工效,区委要求各单位大搞技术革新,切实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向技术革新要设备、要劳力、要材料;批判“技术无用论”,批判学技术不光彩的思想,树立为革命学技术、搞革新的思想;玛钢厂、锅炉厂要分别搞好挤压造型机、自动化锅炉等革新项目;各单位原材料消耗达不到国家定额或高于历史水平的,要尽快降下来;全区全年要节约钢材30吨、有色金属0.21吨、木材41方、煤炭500吨、电60万度、石油20吨、硫酸21.5吨、烧矸41吨;抓好废气、废水、废渣的治理和综合利用,全区回收废钢铁要完成650吨。

  这一时期,东风区遵循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确决策,还就对外开放、社会治安、交通安全、市容卫生和文化、教育、体育等项工作提出了整顿措施。通过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全区社会秩序和工业生产有明显起色。1972年,区属工业总产值完成6131万元,提前22天完成了全年任务,占年计划的107.5%,较上年增长29.1%;工业利润完成614.07万元,较上年增长19.9%。

  (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周恩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和认可,抓紧为一部分老干部落实了政策,客观上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有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准备。1972年4月24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积极排除干扰,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社论的发表,对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使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大批专家知识分子恢复了专业工作。

  1972年4月,济南市委转发了市革委政治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及今后意见》。此后,各县区立即着手“解放”干部。6月7日,东风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对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进行了回顾,原有237名党员领导干部,除8人因病不能继续工作外,剩余的229名干部中已解放228人,安排使用225人;其中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194人。知识分子中,923名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基本得到了合理安排使用。会议同时提出:对已解放的干部要尽量安排工作,安排使用不当的要予以调整;要支持这些干部大胆工作,发挥好骨干作用;对年老有病的干部要妥善安置。既要合理安排使用老干部,又要积极选拔培养新干部和妇女干部;除举办干部学习班外,各单位还要做好以老带新的工作,使新干部尽快成长起来;对犯有错误的干部、党员、团员,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坚持教育为主、处分为辅,“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87名党、团员,除查有实据的外,要尽早恢复组织生活;如果不影响党籍、团籍,即使有问题的也可以先恢复组织生活,再视情况给予处分。按照“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对政治表现好、有一定业务水平和一定影响的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可适当安排和大胆使用;对剥削阶级出身的,要按照“重在政治表现”的原则,在使用中教育改造他们;对有些问题一时查不清的,可以边使用边审查。按照会议要求,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得到解放并合理安排了工作。

  (三)整顿纪律和纠正不正之风

  1972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对整顿军队纪律、纠正占有学校、医院、工矿企业房屋和无偿占有地方车辆、物资等不正之风作出批示,并表示这种情况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纠正。8月9日,山东省委作出《关于整顿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决定》。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发动群众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占有的房屋、土地和物资,属学校、医院及集体单位和私有的要迅速退还。8月15日,济南市委召开区、县、局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会议决定,要求各单位进行一次检查,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加以纠正。

  8月16日,东风区委召开常委会议进行传达贯彻,集中时间在区委常委中进行剖析和自查。随后,又召开17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市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进行了初步整改。11月1日,全区整顿纪律整顿作风会议提出:占用的农业用地确属需要但未办手续或手续不完备的,必须重新办理手续或补办手续;不能办理手续又不迫切需要的立即退还;今后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占用农业用地。占用的私人房屋,拆掉的要作价赔偿;占用统战对象住房的要搬出并赔礼道歉;属于上山下乡和遣返后空出的私房,使用单位要到房管部门办理手续后重新起租;区属工厂占用的学校场地、房屋和物资要坚决退回。会议强调,要从区委常委做起,坚决刹住违反中央指示和省委决定的不正之风,区革委机关和基层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有继续违背上级规定的,要严肃对待,情节严重的要给予适当处分。”

  (四)“槐荫”复称及部分机构机关恢复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对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提出了要求。10月3日,区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学习。大家普遍认为,《社论》表达了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想和恢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意图,表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此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更改的带有“左”的色彩的单位名称和被撤销的部分机关机构相继恢复。

  1973年7月1日,经市革委批准,辖区恢复原来“槐荫”的名称。中共济南市东风区委复称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区机关各部门及街道办事处也随之恢复了原名。“槐荫”复称前后,经区委研究决定,相继恢复新建了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法院、区委党校、区工会、区妇联和区防疫站、区保健站、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等组织机构;召开了区工代会和妇代会。企业内部也纷纷恢复设立了政工、生计、行政、技术、财务等生产管理机构。

  1973年9月,“三支两军”人员全部撤出槐荫区,原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军代表李明镜回到部队。

  此外,区委还圆满完成了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1972年7月3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通知,区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济访问有关事宜。根据中央提出的“隆重、热烈、亲切、友好”的接待方针,区委成立领导小组,负责这次接待工作。8月13日,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一行,在徐向前、杨得志、苏毅然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辖区的济南铅笔厂。沿线群众夹道欢迎,治安保卫井然有序,圆满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197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陪同下,到东方红大队和腊山靶场参观,东风区组织群众进行欢迎和沿线治安保卫工作。

  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纪律作风的整顿、槐荫区复称等,是区委贯彻中央和省、市委正确决策、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结果,也是这一时期的民心所向,标志着全区各项工作在进一步恢复。

  三、批林提出批极右与局势再度恶化

  (一)“批林整风”运动中提出“揭袁”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通告了林彪出逃灭亡的经过。10月以后,传达范围逐步扩大,使全党全民逐渐了解了事情真相。随着林彪集团反革命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和逐级传达,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批林整风”运动。

  10月14日至17日,按照中央和省、市委传达范围要求,区委将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向区委委员、基层党总支成员和支部正副书记、军宣队副连级和地方22级以上共439名党员干部进行了传达,分20个小组进行讨论和揭发批判。10月29日到11月17日,按照中央关于向广大群众传达林彪叛国出逃通知要求,区委各常委分头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和职工群众大会进行了传达,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批判。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随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供党内外讨论。按照中央要求,区委采取多种形式,分别向干部群众进行了传达。在普遍传达的基础上,区委多次召开大规模批判会议,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清算了林彪的“两面派”做法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言论;结合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的指示,开展了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党的领导等方面的教育。

  然而,与全国、全省、全市一样,东风区也遇到了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种种困惑和“批林整风”难以深入等问题。批林整风开始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非常愤恨,但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批林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根本性错误,致使“批林整风”运动很难深入下去。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继续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但仍未能真正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和困惑的问题。7月27日至8月8日,市委召开三届三次全委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对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的罪行进行批判。从8月11日开始,东风区分两批再次举办批林整风学习班,集中学习《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纪要》、《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等文章,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研究部署向群众传达中央整风汇报会精神的具体意见。

  1972年10月,根据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由于文章触到了江青一伙一贯奉行的极“左”理论和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要害与痛处,他们就立即组织力量展开了围攻和反扑。也就在此时,青岛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对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发生争执和严重分歧。

  10月16日,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第二书记袁升平等亲率工作组赴青岛解决问题,并形成调查处理报告电报请示中央。江青以中央的名义召集济南军区、山东省委及青岛市革委等主要负责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江青等人把持会议,借题发挥,将解决青岛问题的会议开成了批判杨得志、袁升平的会议。1973年1月5日,汇报会向中央政治局呈送了在江青等人干涉下形成的《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认为省委、济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即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1月7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12日至29日,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和山东汇报会精神,批判杨得志、袁升平的所谓“严重错误”。2月11日至3月9日,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文件精神,继续对杨得志、袁升平进行错误批判。

  1973年2月23日,区委召开基层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要求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4月9日,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负责清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济南地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4月15日到5月6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对山东省、青岛市《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示和省委、济南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5月9日到11日,区委连续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前期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分析检查存在问题。

  5月上旬,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教育提纲》,要求进一步搞好“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入揭发、清查与林彪及其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5月底,东风区开始传达贯彻《教育提纲》,并确定在汽车修配厂搞试点。6月1日至6月7日,举办基层党员负责人学习班,总结了试点单位的经验教训,在全区范围内继续传达贯彻《教育提纲》,深入批判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此后,区委部署开展清查与林彪及其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等工作,批林整风运动不断扩大,并联系山东实际对袁升平进行了错误批判。

  这一时期,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山东开始再度陷入混乱。6月至8月间,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曾跟随王效禹造反的帮派组织头目在省委张贴大字报,公开点名攻击袁升平,冲击省委学习班,并组成30多人的“上访团”到北京上访。张春桥、姚文元借题发挥,亲切接见“上访团”成员,鼓励他们继续哄闹。“上访团”打着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和“批林揭袁”的旗号,全盘否定各级党委贯彻落实中央“批示”、“十条”所取得的成就,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冲击各级机关,妄图为王效禹翻案和再次“夺权”。与全省一样,槐荫形势又开始出现大的反复,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各级党组织在扭转局面、稳定形势、恢复发展经济等方面的积极成果。

  (二)“批林揭袁”运动导致造反派再度抬头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大之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根据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山东各地开始“批林揭袁”。

  9月14日,按照中央关于“批林揭袁”的指示,山东省委将中央4号文件和袁升平问题在全省传达,“批林揭袁”运动全面展开。9月28日,省委发出《彻底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并在《通知》中要求迅速掀起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高潮。

  10月15日至21日,中共槐荫区委召开区委委员、区革委常委、工青妇负责人及基层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和国庆社论,传达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公开检查前段“批林整风”运动中存在问题,研究了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具体意见,部署开展“批林揭袁”运动。此后,通过层层发动和逐级学习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十大文件和省委关于对袁升平所谓“严重错误”进行综合批判的文件精神,槐荫区的“批林揭袁”运动进入高潮。各单位纷纷举行“批林揭袁”大会,举办学习班,召开经验交流会,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大批判,揭批袁升平所谓“以我划线”、“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严重错误”。12月21日,区委召开全区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批林揭袁”运动新高潮;彻底纠正错误,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做好为“五一六”平反工作,解决好“以人划线”问题;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削平山头,保证党委对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切实加强领导,努力搞好生产等各项工作。

  “批林揭袁”运动开始后,少数造反帮派头目趁机制造混乱。在省、市造反派头目的支持下,槐荫区曾跟随王效禹搞夺权、搞“反复旧”的造反头目张凡金、张天宝、黄家昌等人,抓住各级党组织在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扩大化错误,煽动部分受到错误对待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进驻各级机关,抢占办公室、会议室,大搞打、砸、抢,肆意揪斗、侮辱、殴打干部,逼迫区委承认他们成立的各级“批林整风办公室”,承认区委犯有“方向路线性错误”。为了达到再次“夺权”目的,他们还从组织上进行大调整、大换班,设立了与区委相同的组织机构,组成了与区委对抗的庞大指挥系统,攻击诬陷各级党委是“推行错误路线的黑典型”,污蔑省委和各级党委是“林彪、袁升平的人”,都“犯了方向性错误”,煽动要“上挂下联,层层揪林彪、袁升平的代理人”,叫嚷“政治上要打倒,组织上要改组”,“要由造反派来掌权”。他们盗用区革委的名义下发通知,召开会议,策划活动,散布谬论,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停工停产,以致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全区再度陷入混乱。在帮派势力的干扰下,济南机车工厂被迫停产半停产达一年半之久。期间,全厂鸦雀无声,机器设备生锈,到处杂草丛生。由于停工停产,全厂少修机车577台,工人工资失去保障。

  (三)“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新的混乱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不仅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也得到了干部群众的拥护。但由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江青等人利用批孔大做文章,因此毛泽东同意了江青等人提出的林彪集团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把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的意见。随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1974年2月25日,中共槐荫区委召开500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

  在“四人帮”的教唆和支持下,极“左”势力和思潮再度抬头,从上到下的造反派分子根本不理会中央指示要求,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此前在“批林揭袁”运动中跳出来的槐荫区的造反派头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高呼“反复辟倒退”的口号,更加肆无忌惮地立山头、拉队伍、搞进驻。8个群众组织冲击区机关,指使不明真相群众抢占基层党委办公处所,张贴布告,发表声明,诬蔑各级领导干部,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以致各级机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工厂停工停产,社会再度陷入严重混乱。当时区委虽然也曾采取措施,试图稳定形势、保证生产和维护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但由于帮派组织的破坏而收效甚微。

  3月初到4月20日,区委先后召开常委会、全委扩大会和干部群众大会,被迫公开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所谓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看不惯的问题;在“清队”、“一打三反”中有定性处理不当的问题;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有逼供信和违反政策的问题等。围绕这些问题,区委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全国局面的再次混乱,使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4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5月3日,市委发出《关于领导干部坚守工作岗位的通知》和《关于欢迎各山头人员返回本单位的通知》。5月10日,中共槐荫区委召开常委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央《通知》精神和市委《通知》要求,研究和部署动员进驻区机关的群众组织撤出问题。随后,区委又专门举办党员干部大型学习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精神,分析全区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同时还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在全区推广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克服派性、加强团结的经验,对促进全区的安定团结和推动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广泛宣传中央文件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截止6月11日,进驻区机关的8个群众组织相继撤出,回到本单位“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产。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7月6日,中共槐荫区委召开机关中层和基层领导班子成员参加的“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传达中央《通知》精神,提出了贯彻意见,要求各单位3天内要采取先骨干后群众的办法,迅速传达到全体职工、群众。通过传达学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中央指示非常及时、重要,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和要求,表示坚决贯彻执行。10月7日,区委召开全区工交战线干部大会,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全面落实中央指示,大干快上,大战第四季度,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向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10周年献礼。11月30日,召开全区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3个单位介绍了经验,36个单位汇报了改变生产面貌、促进生产增长情况。通过对区委抓革命、促生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的贯彻,全区工业产值开始回升,主要产品产量恢复增长。

  1974年,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槐荫区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冲击。尽管区委为稳定形势和发展生产采取了诸多措施,提倡“业余闹革命”,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但收效甚微。全区工业总产值仍然连续大幅下降,全年实际完成4936万元,仅完成年计划的58.7%;比1973年减少2581万元,产值降低34.3%。

  第二节 贯彻全面整顿与被迫中断

  为扭转“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局面,在邓小平主持下,全国开始全面整顿。区委按照上级工作部署,整顿工农业,发展生产。但是,随后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使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被迫停止。

  一、贯彻全面整顿精神

  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不是毛泽东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初衷。同时他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也有所察觉,多次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提出批评;指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4年10月4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虽未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但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重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邓小平在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整顿。此后,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市委要求,中共槐荫区委在各个领域开始了扭转“批林批孔”运动造成混乱局面的全面整顿。

  (一)批派性,整顿各级领导班子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运动接连不断,群众组织名目繁多,夺权与反夺权的派性斗争和冲击机关、揪斗干部事件时有发生,以致各级领导班子软、散、懒的问题十分突出。按照邓小平关于领导班子要整顿的指示精神,济南市委在充分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县区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和调整。

  1975年3月26日,原区委副书记宋协聚任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原区委副书记王文山调往市中区工作;另调张青任槐荫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会副主任;增补区人武部政委张杰为区委常委。同时,区委提出了调整区委、区革委办事机构的方案:区委设立办公室(与区革委办公室合署办公)、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区革委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与体育场合署办公)、科学技术办公室、街道办公室、工业局、交通局、文教局、城建局(含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市场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卫生局(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合署办公)、生产服务局、人事科(与机关党总支合署办公)、民政科和劳动科。6月5日,市委转发了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7月23日,中共槐荫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要求,对区机关和基层领导班子进行摸底调查和分析,认为有些基层领导班子同样存在软、散、懒的问题,工作不敢抓,责任心不强,派性严重,有的还长期存在领导成员之间闹无原则性纠纷现象,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同时决定,要按照中央指示坚决整顿好软、散、懒的领导班子。对于重点单位,由区委领导亲自抓,并抽调部分机关干部到基层帮助整顿领导班子。到7月上旬,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调整整顿,较好地解决了部分领导班子软、散、懒的问题。在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的同时,为批判派性和加强团结,7月23日,区委召开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动员大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派病”,深入批判和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派性。会后,全区“学理论、批派性”活动掀起高潮。由于党员干部群众吃尽了派性苦头,纷纷站出来摆表现、论危害、批实质,呈现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少有的团结和进步局面。

  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同时,区委还在落实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全区对定案处理的540件“一打三反”案件进行了重新复查,其中给予平反的5起,减轻或免予处分的11起,定性为内部问题的256件,纠正了扩大化错误,为错误处理的人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和工作。

  (二)整顿工业,恢复发展生产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遵照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部署全国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等领域的整顿。

  1975年2月1日,区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贯彻落实全国第四届人代会精神动员大会,对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和开展工业整顿进行部署。会上,26个提前完成一月份计划的单位作了汇报,区委提出了认真学习全国四届人大文献、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具体要求。4月3日,区委在区革委礼堂召开工业学大庆誓师大会,传达上级精神,听取东风制药二厂、高压电器厂、压力表厂等11个单位的经验介绍,对深入学习大庆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生产新高潮作出安排部署。为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区委确定5月份为“红五月”,号召开展“大战红五月”活动。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大战红五月”活动取得显著成效。5月份,全区工业生产总值达669万元,完成月计划的111.5%,比上月增长12.6%,超过历史最高水平。6月3日,为进一步鼓舞士气,区委、区革委在青年公园体育场召开“大战红五月”万人祝捷大会。部分先进单位代表汇报了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介绍了经验,表示了继续大干的决心。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企业干部职工的士气,有力地促进了全年生产计划的完成。

  在突出抓好产量提高的同时,也展开了企业内部管理整顿。6月23日,全区党员干部大会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以健全考勤、岗位责任、质量检验等7项制度为重点的内部管理整顿。8月底,全区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比上年同期降低22.3%;亏损企业由22个减少到了7个。9月22日,区委召开基层各单位负责人及部分班组长、门市部主任参加的整顿企业大会。会议指出,为了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必须整顿企业,加强管理,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彻底解决部分单位存在的规章制度不健全以及产品质量低、消耗大、废品多、成本高、管理混乱等问题;整顿企业领导班子,整顿纪律和作风,健全规章制度,努力使企业出现新局面。会后,围绕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和提高产品产量与质量、降低成本与消耗、健全规章制度等,各工厂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10月6日,区委召开全面完成全年工业生产计划誓师大会,对提高工业产值和企业整顿进行了再部署。10月18日,区委召开检查整顿企业、加强管理大型座谈会。工交各单位党支部书记、分管主任参加了会议。会上,东风电焊机厂、东风锅炉厂、篷布厂介绍了整顿企业的经验。区委领导做了总结性发言。11月20日,区委确定对全区工业企业开展大检查。通过工业大检查,总结交流了经验,促进了企业整顿和全年生产计划的完成,并为做好第二年的工作提供了准备。12月13日,全区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常州发展工业生产的经验和市委提出的“学大庆,赶常州,苦战二三年,打一个工业生产翻身仗”的要求,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坚决响应市委号召,认真学习常州经验,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确保超额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为1976年工业生产超亿元而奋斗。1976年2月,区委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来自全区工业、基建、财贸等方面的550名先进代表参加了会议。

  贯彻全面整顿精神,落实企业整顿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工业生产的恢复。1975年,全区工业生产总值完成8602.3万元,超出年计划1202.3万元,比1974年增长74.3%,增幅比历史同期最好水平的1973年高出14.4个百分点。

  (三)整顿农业,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顿。10月25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有线广播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对全市农业学大寨进行部署,并作出《全党动员,苦战一、二年,誓把历城建成大寨县》的决定。

  11月8日,槐荫区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指示精神,介绍了大寨大干加苦干的经验,要求全区学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掀生产高潮,工业企业加快生产,确保总产值提前十天或半月完成年计划;商业系统围绕方便群众和强化服务,新建一批大寨大庆式商店;学校层面要搞好教育革命,建立起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的教育网;街道方面要丰富活动内容和形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向阳院”。同时抽调四分之一的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抓面,发动群众找差距、定措施,争取创出好成绩。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在小董庄、段店大队和南沙大队等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带头下,全区各农业生产大队热情进一步高涨,普遍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农业学大寨运动未能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提出了部分不切实际的目标和设想,但由于贯彻了全面整顿的思想,推动了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二、全面整顿被迫中断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展的全面整顿,使各方面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不能容忍全面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由于病重与外界少有联系,江青等人趁机多次诬告邓小平搞“翻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被迫中止。

  1975年末开始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主要是在教育界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随后,教育界普遍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2月22日至24日,槐荫区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文件,总结“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的“成果”,提出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进入1976年,中央连续发出9个文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各领域全面展开并不断升级。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6年2月9日,市委召开各常委及区、县、局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2月20日,槐荫区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求把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革命大辩论”引向深入,动员和组织工业、交通、财贸、街道、医院等单位的干部群众,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2月24日,区委召开全区批判大会,批判各领域的所谓“右倾翻案风”。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错误”。3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自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多次谈话、指示以及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从此,在全党开始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3月17日,槐荫区再次召开批判大会,传达中央两个讲话,批判了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划清界限,转好弯子,深入发动群众,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同时指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3月22日至4月19日,区委连续举办了3期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内容的领导骨干学习班,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重要指示》,采取“上挂下联”的办法,对邓小平及所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了错误批判。4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11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区委、区革委在青年公园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两个决议”精神,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后,全区从机关到基层,通过召开会议、组织游行、张贴大字报等形式,纷纷发动群众开展了大批判。

  8月8日,江青等人擅自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作为反面材料予以印发,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在全国发动批判。25日,市委召开30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指示,部署开展大批判。26日,槐荫区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把‘三株毒草’交给群众,发动群众,抓住修正主义思想路线这个要害,展开群众性的大批判,掀起批邓新高潮”。会后,由区委直接向全区党员传达中央文件精神,组织举办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班,开展了大批判活动。

  这次批判运动,再次破坏了刚刚好转的稳定局势,全面整顿中提出的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人员和造反派头头乘机而动,派性斗争重新抬头。然而,经过十年的反反复复和风风雨雨,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愤恨,急切期待局势的稳定。

  第三节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6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先后辞世。“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更加肆意妄为,加进了篡党篡权的步伐。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十年内乱结束。在长达10年的政治浩劫中,槐荫区也和全国一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一、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与十年内乱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10个年头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长期郁积内心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暴发了。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举国哀悼。然而,“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而且进一步加紧了对邓小平的猛烈“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情由悲痛转化为愤怒,进而又演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槐荫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冲破“四人帮”的压制,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达到高潮,锋芒直指“四人帮”。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涌向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达到200多万人。

  在济南,在槐荫,许多群众自发地到英雄山烈士陵园举行悼念周恩来、学习邓小平《悼词》活动,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愤怒。

  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部分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冲突。随后,全国各地类似的群众活动也都遭到了镇压。

  “天安门事件”之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打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号,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为支援唐山震后恢复,槐荫区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了支援。8月3日,槐荫区接收唐山灾区转移来的伤员78名,并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慰问。

  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逝世。噩耗传出,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0日下午,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集中收听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公告》。从11日到17日,区委在区革委礼堂设立灵堂,各工厂、街道、学校、商店和农村生产队等也都普遍设立了灵堂,54000余名干部群众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参加了吊唁和悼念活动。18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收听了毛泽东追悼大会实况,并冒雨参加了在八一广场、青年公园体育场的追悼大会,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9月23日到10月10日,区委举办了两期领导干部学习班,418名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学习了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文告》、《悼词》和“两报一刊”社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悼念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面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篡党夺权活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政治灾难,从危机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槐荫造成的危害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持续了长达10年的政治浩劫,是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最严重灾难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槐荫同全国各地一样,各个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教训也是沉重的。

  (一)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受到极大削弱

  “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致使全区各级党政组织陷入瘫痪,群众组织替代党委行使领导权。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党员被迫长期停止参加党的活动和组织生活。公、检、法等国家专政工具被“砸烂”,人民民主专政遭到了破坏。全区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派性斗争和武斗事件频频发生,任意抄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现象屡见不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受到迫害。

  (三)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企业停产,工人停工,各行各业都陷入一片混乱,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68年上半年,全区主要产品产量仅完成全年计划的五分之一。1968年至1969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6万元。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社会秩序再度被打乱,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损失。到年底,全区工业总产值仅完成4936万元,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1973年减少2581万元,负增长达到34.3%。

  (四)社会事业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在校学生纷纷外出“串连”;全区教育体制陷入瘫痪,教育教学秩序陷入混乱。全盘否定了17年来教育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教师、干部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学生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水平急剧下降。“文化大革命”使文化管理机构陷入瘫痪,部分文艺团体被撤销,大批老艺术家和艺人受到迫害,文艺创作陷入停顿,民间文化艺术活动被迫中断。医疗卫生事业受到严重冲击,经过17年建立完善起来的管理制度被打破,大批医疗骨干被下放,造成了医务人员与先进设备之间的脱节、医学研究的滞后、中医事业日益凋零。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槐荫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受到严重冲击。但也有部分革命干部和群众自觉抵制极“左”错误,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突出成绩,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减少了损失。在经济领域,涌现出了一批排除干扰、坚持生产的干部群众。1969年,槐荫标准件厂试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Z47-12型多工位自动冷镦机,为国内同行紧固件生产工艺由落后的热镦改为先进的冷镦开创了先例。1970年8月,东风化工厂试制成功了用液相法生产泡花碱技术,填补了我国化工生产工艺的空白,每年可节约大量的优质煤炭。1970年12月,纬十二路公铁立体交叉桥建成通车。1972年到1974年,拓宽整修了经十路西段(东起中光明街、西至段店桥)。同时还在社会领域开展了创建“社会主义向阳院”活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减少派性、增进团结、改善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顶着重重压力,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艰难抗争中,坚持奋战在生产岗位,努力工作,期待着国家早一天走向稳定和繁荣,推动着槐荫艰难前行。随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槐荫人民与全国各地人民一样,终于从内乱中走了出来。

  第十一章 在徘徊中前进与实现伟大转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两年,槐荫区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开展了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初步进行了党委、政府组织的整顿,平反了部分冤假错案,工业生产和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区逐步走向稳定。但仍然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贯彻执行了“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继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使全区各项工作基本处于徘徊中前进状态。随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包括槐荫在内的全省各地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有所滞后,但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槐荫区迅速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

  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槐荫人民欢欣鼓舞。然而十年浩劫留下的积弊和问题十分严重,短期内消除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乱并非易事。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全区人民紧随中央步伐,部署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斗争。

  一、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伟大胜利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立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1976年10月20日,济南市委向全市党员传达了这一消息。消息传开,槐荫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人心振奋,奔走相告。自22日开始,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街道,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是锣鼓喧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成群结队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公安干警、机关干部、民兵和各界人民群众,高举大幅标语和红旗,涌上街头,参加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活动。24日,从拂晓到深夜,全区参加大集会、大游行的群众达到18万人,充分体现出了槐荫人民对于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由衷的无比喜悦。

  在欢庆伟大胜利的同时,槐荫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指示,广泛开展了对“四人帮”的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活动。10月26日,槐荫区在青年公园组织召开声讨“四人帮”万人大会,区委书记宋协聚在会上发表讲话,代表全区人民愤怒声讨了“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0月27日到11月6日,全区党员领导干部分期参加了市委统一举办的学习班,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活动。随后,按照区委要求,各行各业各单位纷纷召开声讨批判大会,举办学习班,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活动。期间,全区共有5800多名党员干部和理论骨干参加了学习,深入学习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方针政策,为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11月8日,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工作。11月18日,槐荫区委召开基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进一步掀起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高潮。会后,全区各基层单位纷纷采取座谈会、批判会和办专栏、大字报、文艺节目等形式,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人心畅快,自觉主动地出满勤,干满点,不计时间,不计报酬,表现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大干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到年底,全区先后召开各类声讨批判大会4046个,举办批判专栏1100多期,通过各种形式对“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二、肃清“四人帮”流毒

  长期以来,由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被“四人帮”把持,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舆论导向,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尽快肃清“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尤为迫切和重要。

  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初步批判了“四人帮”在宣传理论战线上的罪行,对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对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进行部署。12月6日,槐荫区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提出,要坚决拥护和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彻底地揭批“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要进一步开展好宣传、赞颂华国锋的活动;进一步掀起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的高潮;进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产、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潮;进一步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同时决定,在进一步明确揭批“四人帮”重大意义和任务的基础上,区委成立大批判组,集中搞好大批判活动,从政治、思想、组织上肃清他们的毒害和影响;成立清查“四人帮”罪行调查研究小组,把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彻底查清。会后,各单位通过召开动员会、批判会、报告会、座谈会和举办学习班、张贴标语、组织文艺演出等形式,认真学习了全国和省、市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大揭发和大批判。随后,区委召开贯彻落实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对于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结合深切悼念毛泽东主席,区委作出《关于在全区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新高潮的决定》,要求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1977年9月9日以前,认真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和指示,重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五卷,学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著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头脑,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思想舆论氛围。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基本理论著作的学习,对于肃清“四人帮”的思想流毒、端正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两项工作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揭发、大批判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实质,明确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重大意义、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为后来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准备。

  三、清查帮派体系

  1976年12月9日,槐荫区清查“四人帮”调查研究小组成立,负责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工作。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槐荫区紧随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发起了揭批、清查“四人帮”罪行的三大战役,对“四人帮”在槐荫的帮派体系进行了全面清查。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一)》印发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发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反革命罪行的第一个战役。

  12月24日,区委召开全区基层单位支部书记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要求基层党组织迅速传达到每个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安排部署。1977年1月25日,市委发出《关于当前集中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以及向党员群众进行党性教育的意见》,决定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个战役中,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批判“四人帮”的结帮营私、篡党夺权阴谋。根据市委要求和《意见》规定,槐荫区发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个战役。政治上,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以帮压党、以帮代党的罪行;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散布各种谬论,以帮乱党的罪行;组织上,批判“四人帮”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结帮篡党,凌驾于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之上的罪行;手法上,批判“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制造混乱,图谋乱中夺权的罪行。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当中,普遍进行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纪律性、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同时,组织200余名干部,对保存的人事、肃反、审干、清队、监察、审判等方面的资料和文书档案进行逐卷查阅,召集参加过肃反、审干、清队等工作的老同志进行座谈,深入走访相关当事人和知情人,组织相关部门搜集、清查旧的书籍、杂志和复兴社反动报纸、刊物,共查阅各种档案资料21175卷,发现线索11条(属于张春桥的8条、江青的3条),揭露了“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在槐荫的阴谋活动,全面清查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极右实质,更加坚定了深入开展揭发批判活动的决心。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以大量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历史。与此同时,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随后,发起了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第二个战役。

  3月19日,槐荫区召开全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会上,区委领导及4个基层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批判发言。会议就打好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第二个战役提出具体要求。4月10日至19日,区委召开由区委委员、机关各部门和基层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文件和中央、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分析了前段全区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情况,同时要求各单位紧密联系各自实际,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继续搞好清查和调查研究,彻底揭发批判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5月17日,市委召开全市揭发批判主要帮派头目严重错误和罪行有线广播大会。18日,按照市委要求,槐荫区召开基层负责人大会,对进一步搞好“清查”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传达了市委关于搞好“清查”工作的指示,对全区“清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大胆抓。二是从各单位实际出发,查清线索。三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清查“三种人”,肃清资产阶级派性。四是加强领导,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及时监督,把清查工作搞彻底。此后,区委还多次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山东、在济南、在槐荫的帮派头目进行了揭发批判。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方面,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反革命实质,发起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领域表现为重点的第三个战役。10月6日,“两报一刊”发表《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要求乘胜前进,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切实打好第三个战役。

  10月31日,槐荫区召开全区党员大会,传达中央相关文件及省、市委要求,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11月13日至15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认真学习讨论了《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纪要》和市委主要领导讲话,分析了第一、第二战役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会议确定第三战役的任务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继续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挖“四人帮”的社会基础。20日,区委召开基层负责人会议,总结了前段清查工作情况,部署了此后工作任务。同时,由区运输三队等4个单位分别介绍了清查工作经验,推动了清查工作的纵深发展。

  但是,揭批“四人帮”帮派体系第一战役开始后,由于市委个别领导干部立场不够坚定,“四人帮”帮派分子死顶硬抗,致使包括槐荫在内的全市清查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0月底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作出公开批斗“四人帮”在山东的亲信死硬分子的决定后,面对群众的揭发、批判和控诉,“四人帮”在山东的主要亲信才不得不低头认罪。11月5日至10日,市委召开区县局负责人会议期间,检查了个别领导干部在第一、第二战役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全市的揭批斗争才逐渐引向深入。1978年5月28日,市委在青年公园广场召开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宣布逮捕了“四人帮”在济南的主要帮派头目,其他帮派骨干分子的防线开始崩溃,扭转了济南市揭批清查工作的被动局面,也促进了“四人帮”在全市各县区帮派分子的低头认罪。

  到1978年底,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期间,槐荫区共举办学习班17期,3700人次参加了学习;召开各类揭发批判会议12.6万人次,472名受到迫害的同志现场说法,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三大战役的开展,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的反动本质,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罪行。清查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打击了极少数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坚持反动立场的帮派死硬分子,教育挽救了犯有错误的人,摧毁了“四人帮”在槐荫的帮派体系。

  四、开展“一批双打”斗争

  1977年10月,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集中一段时间,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简称‘双打’)。”10月26日到27日,市委召开各区县局和县级基层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双打”工作会议,随后发出了《关于开展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意见》。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人民战争。

  与全国一样,槐荫区在当时开展“双打”斗争完全必要也势在必行。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及其亲信和资产阶级帮派头目的煽动、纵容和支持,一小撮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嚣张,少数单位和少数人的资本主义倾向也相当严重。他们在政治上大搞篡权复辟,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煽动停工停产,搞乱形势,乘机大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同时,经过一年多的揭发、批判、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也基本查清,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粉碎,颠倒了的是非正在得到纠正。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双打”斗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揭发、批判、清查成果,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彻底摧垮“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及其社会基础。

  1977年11月2日,区委召开区直机关各部门、基层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双打”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会议文件精神,对全区开展“双打”斗争提出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认清开展“双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的思想认识问题,下决心把“双打”斗争进行到底;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把“双打”斗争搞深、搞透、搞彻底。

  由于“双打”斗争是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深挖“四人帮”社会基础的深刻斗争,同揭发、批判、清查不能截然分开。区委在此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多次部署中,将“双打”作为重要内容一并进行部署。11月15日,区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提出:“对那些既是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又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流氓犯罪和打、砸、抢的,大张旗鼓地进行揭发、批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推动‘双打’斗争深入发展。”“召开批斗大会和宽严大会,发动强大攻势,扩大‘双打’战果,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对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摧毁;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必须一个个、一件件地彻底查清”。“对重点审查对象,要注意抓前台挖后台”。此后,各单位层层召开揭发、控诉大会,对23名“双打”重点嫌疑人员进行了揭发、控诉、批判。

  总体上看,全区的“双打”斗争开局良好。绝大多数单位进行了动员部署,不少单位还开始了大案要案的突破。但由于受“四人帮”长期毒害的影响,有些干部担心案子也会反复,有些因为涉及本人,思想上存在顾虑,以致多数单位的“双打”斗争进展缓慢,浮在面上,甚至有个别单位按兵不动。12月5日,区委召开全区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在分析总结前期“双打”斗争情况时指出:从全区召开揭发控诉大会至今,仍有少数单位没有部署。有些单位虽然进行了动员,但控诉活动不够广泛深入,以致一些民愤较大、问题严重的重点人物还没有交代、讲清问题,甚至仍然气焰嚣张。有的干部思想上有顾虑,有的是因为领导不力,因而影响了运动的深入迅速发展。会议要求,“双打”要在搞好揭批查、做好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一般化走过场。已经掀起揭发批判控诉高潮的单位,要抓紧向深度、广度发动,适时转向“双打”。没有掀起高潮的单位要在10天时间内掀起高潮。

  槐荫区的“双打”运动从1977年11月开始到1979年7月结束。尽管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影响,但对于稳定全区的局势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以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国民经济逐步恢复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重要性。1977年1月10日至14日,槐荫区委专门举办区委常委和基层党委、总支、支部书记以及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习班,重点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文件、元旦社论,联系实际安排了各方面工作。随后,区委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城市整顿等运动,推动了国民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不切实际的思想的影响和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上也出现了新的冒进倾向。

  一、国民经济初步好转与新冒进产生

  粉碎“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全国面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全国人民急切期待中国尽快摆脱困境,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推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槐荫区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新高潮,国民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崭新局面。

  1976年12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动员全党和全国工人阶级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1977年1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工业学大庆”新高潮。

  1977年1月18日至21日,区委、区革委召开“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大会。26名先进单位代表、397名先进集体代表、174名先进生产者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了1976年度全区“工业学大庆”情况,要求各单位把争创“大庆式企业”作为1977年全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内容,努力进取,乘胜前进,把工业生产推向新水平。3月11日,区委召开“工业学大庆”誓师大会,传达学习省、市“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精神,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目标任务:全区动员,苦战四年,到1980年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1977年要建成5个“大庆式企业”,20个单位进入学大庆先进行列。会议同时提出,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把广大职工建设成为一支思想红、干劲大、纪律好、技术精、特别能战斗的“铁人式”队伍;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走革新、改造、挖潜的路子;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强党的领导。5月28日,区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贯彻意见。6月15日,区委发出《关于全区各行各业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知》,要求以争创“大庆式企业”为目标,在单位、车间、班组和个人之间掀起比、学、赶、超的竞赛热潮,通过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努力营造一个“先进的不停步、中间的坐不住、后进的要跑步”的浓厚氛围,确保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及各项任务。7月19日,区委召开全区总结评比表彰先进大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业学大庆情况,对下半年的工作做出部署。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学大庆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竞赛活动,参加人员也不再局限于工交企业系统,而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全社会的深刻思想革命。全区各行各业、各单位、各车间、各班组以及职工与职工之间,普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活动,到处是“比、学、赶、超”的“竞赛”,到处是“比、学、赶、超”的向上精神,各单位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革命加拼命,跑步学大庆”成为最响亮的口号,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12132.5万元,比1976年增长13.8%,比1965年增长15倍。实现技术革新197项,其中重大革新成果6项。25个企业被评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368个班组被评为先进集体,222名职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槐荫区被济南市授予“工业学大庆”劳动竞赛流动红旗。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任务。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认识不足,会议提出的部分经济指标不切合实际,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

  3月15日,槐荫区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五届人大文献的通知》,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好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文件精神,明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搞好各条战线上的整顿。3月25日,区委向基层各单位传达贯彻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先进代表会议精神,提出了具体贯彻意见。与此同时,省、市委先后制定下发了国民经济规划设想,提出了一些盲目的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要求。5月,围绕学习贯彻五届全国人大会一次会议,根据全国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省、市委的规划设想,槐荫区同样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到1980年,要把全区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工业总产值突破2亿元。”此后,继1958年“大跃进”之后,一个新的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跃进”重新开始了。这个不切实际目标的提出,给全区经济带来了新的困难和负面影响。

  1978年11月,为了实现国民经济规划设想和指标,市革委进行工业企业改组,将部分区属工业划归济南市管理。11月3日,槐荫区委召开工业改组动员大会,提出了工业改组的方法和步骤。到12月11日,全区有40个工业企业上交归口管理。其中,划归市机械局管理的有15个单位:东风汽车配件厂、东风高压电器厂、东风铆焊厂、东风玛钢厂、东风气动元件厂、东风压力表厂、东风仪器厂、东风砂轮厂、东风锅炉厂、东风拖拉机配件厂、东风荧光灯厂、东风有色金属压延厂、东风电焊机厂、东风液压件厂、东风标准件厂;划归市燃化局管理的有8个单位:东风轮胎翻新厂、东风化工厂、东风化工配件厂、东风化工电机厂、东风制药厂、东风医疗设备厂、东方红化工厂、东风电焊机化工车间;划归市一轻局管理的有3个单位:东风自行车零件厂、东风装订厂、东风印刷厂;划归市二轻局管理的有3个单位:东风篷布厂、东风五金厂、东风塑料二厂;划归市纺织局管理的有3个单位:东风棉织厂、东风棉纺厂、东风纸箱厂;划归市电子局管理的有2个单位:东风无线电元件厂、东风晶体管厂;划归市冶金局管理的有3个单位:东风铸造厂、东风有色金属压铸厂、东风起重设备厂;划归市建委管理的有1个单位:东风钢窗厂;划归市商业二局管理的有1个单位:东风胶木件厂;划归市物资局管理的有1个单位:东风木材加工厂。此后,区属工业仅剩街居工业生产。到年底,全区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11407.5万元,商业营业额完成10496万元。

  在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同时,槐荫区还根据中央和省、市委要求,开展了企业整顿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干扰破坏,多数工业企业从思想、组织和管理上陷入混乱。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根据上级部署和要求,槐荫区采取派驻工作队等形式,指导各工交企业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7项管理制度,分批分期开展了企业整顿;要求各企业坚持走挖潜、革新、改造的路子,充分挖掘生产潜力,有计划地实施技术改造,搞好“三废”的综合利用;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消耗和成本,基本消除了“四人帮”给工厂企业带来的思想上、组织上、管理上的混乱,规范了企业管理,为“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槐荫区农村地区(原属历城县)再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要求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求到1980年全国要有二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1977年1月18日至24日,济南市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并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决战七七年,把历城建成大寨县”。10月24日至28日,历城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确立了1980 年建成大寨县的计划,并提出了具体创建目标和措施。此后,西郊公社和吴家堡公社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了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济南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旱。西郊公社和吴家堡公社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干劲,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大规模的抗旱“双保”运动,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夺取了抗旱“双保”的重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于恢复农村经济、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左”的思想尚未得到清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工作方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左”的痕迹。特别是市、县工作队的进驻,名为帮助开展学大寨运动,实则开展了“一批双打”运动,与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背道而驰,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违背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阻碍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当时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不仅是一场经济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对于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作用,各级各单位都存在急于求成、急躁冒进思想,过分片面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加重了经济比例失调现象,对工农业生产也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业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随之结束。

  二、开展城市整顿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各级领导干部又忙于搞运动、搞批判,对城市工作抓得不够紧,以致群众生活工作问题成堆,吃穿住用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矛盾非常突出。突出表现为:服务网点和服务人员大量减少,修理服务网点严重不足;煤炭、蔬菜、副食品供应等服务网点少、分布严重不合理,群众生活极为不便。托幼事业、环境卫生、民用住宅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以致许多学龄前儿童无人看管,市内垃圾成堆,城市管理混乱,社会治安秩序问题严重,居民住房拥挤紧张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急需修缮改造的危险房。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与省会城市的称谓极不相称。为此,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和恢复经济生产发展的同时,槐荫区就按照市委要求开始着手城市整顿工作。

  1977年6月25日,区委在“工业学大庆”学习班总结大会上提出:坚决贯彻执行城市为生产、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方针,努力搞好后方工作;搞好危险房抢修;大力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搞好环境卫生;商业、教育、卫生、街道等方面,本着为生产、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方针制定出自己的今后工作规划,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7月19日,区委在全区总结评比表彰先进大会上再次强调:坚决贯彻城市工作为生产、为工人群众服务的方针,努力把后勤服务工作做好。商业战线,要深入开展“双学”活动,提高服务质量,延长营业时间,改进服务态度,降低零售起点,大力开展以店包厂、以店包居、送货上门、以卖代修等方便群众的服务项目。房管部门要加快房屋维修的进度,急群众所急,切实搞好危险房、漏雨房的维修工作。卫生工作,要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消灭苍蝇,搞好饮食卫生,减少疾病;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学生放暑假后,各街道和学校,要紧密配合,切实搞好校外儿童的教育,把青少年组织起来,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使广大职工没有后顾之忧,全心搞好生产。随后,全区商业、教育、卫生、房管等部门和各街道迅速行动,全面加强了为生产、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后方工作。

  8月上旬,槐荫区认真贯彻全市千人后方工作会议精神,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了部分干部对后方工作重视不够和重前方轻后方、重生产轻生活、重生产制造轻修理服务等问题,新增新建了一批修理网点、“三代店”、托儿所、卫生站、综合服务部、文化活动站等服务网点。各街道和服务网点自觉改进服务,创出了居民购物、日用品维修、孩子入托等“五不出居”的经验。

  11月15日,区委在全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再次重申:前方在大上,后方要跟上;最大限度地把有劳动能力的职工家属和广大街道居民组织到集体的生产服务事业中去;商业工作要进一步整顿办好合作店、“三代店”,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要搞好房屋维修,开展互换调剂业务,方便群众;要进一步整顿好市容环境卫生;搞好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要抓紧人防工程的施工,搞好冬防和安全生产等。

  到1977年底,全区新增新建医务室175个、街道卫生站34个,医务人员达到800名;新建街道生产组和综合服务部等服务网点253个、托儿所18个,生产服务人员达到9000人,是“文化大革命”前从事生产服务工作人员的8倍,占街道劳动力总人数的93%,基本实现了居居有生产、户户无闲人。街道生产组完成生产总值1725万元,比1969年增长了6倍。生产服务业的发展,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为促进经济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开展城市整顿的同时,还注重加强社会管理和居民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举办政治业校165处,5000多名居民参加了政治业校的学习;恢复建立了街道和工厂的“治保会”、群众调解组织,认真整顿了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和市场秩序。

  城市建设管理是后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同样十分严重。1976年12月6日,市革委转发《济南市城市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强调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1977年1月,全市城建工作会议召开,对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做出了部署。9月12日,经市委研究决定,成立济南市革委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78年3月19日,市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城市整顿工作的通知》要求:从4月份起,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市容卫生 、市场管理、服务态度、公用事业和其他事业,树立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使济南市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高尚社会风气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9月11日至15日,市革委再次召开全市城市建设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做好城市整顿工作,扎扎实实地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解决广大职工群众的后顾之忧。根据省、市要求,槐荫区在城市整顿动员会上统一安排部署,城市建设管理、环境整治、爱国卫生运动等掀起高潮。

  此前,槐荫区除道路保洁、私房管理等少数城市建设管理职能由区管理外,其余绝大多数归市或市、区两级管理。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城市整顿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市委、市革委(后改为市政府)对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机制进行调整理顺,部分管理职能陆续下放。1976年6月,市房管三所划归区管,改称槐荫区房管局;1977年7月,区管私房管理职能(1955年设立)并入区房管局,改为私房管理科。1977年,市政工程管理养护与绿化职能相剥离,分别称区绿化队(1966年下放,1979年改称区绿化管理所)和区市政工程养护队(1962年设立,1982年下放)。同时,还于1978年8月设立了区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79年设环境保护办公室(1982年称区环境保护局)。

  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的调整理顺,促进了城市整顿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此期间,槐荫区各城建城管部门,认真贯彻省、市城建工作会议精神,促进了城市面貌的迅速改观。配合济南市市政管理养护部门,完成了段店路(东起段店桥、西至段店北路)的拓宽改造。对唐山大地震中遭破坏的民用房屋进行了修缮;调低了民用公房房租标准;针对“东工西宿”等问题,开展了互换住房业务,为315户职工群众解决了上下班过远的问题。在各街道办事处设置环境卫生专职管理人员;统一设置垃圾箱,配置了汽车叉车,提高环卫的机械化工作业水平,解决了垃圾污染等问题。1978年4月至6月,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整顿活动,清除各种派性标语,清运污土垃圾,清理街道路面,拆除违章建筑,疏通河道沟渠,劝阻交通违章等,全区市容卫生和交通秩序有了较大改观。

  第三节 拨乱反正的初步展开

  在进行经济恢复的同时,区委按照上级部署,在政治活动方面整党、整风,整顿基层组织,平反冤假错案;在社会事业方面逐步落实各项政策,为随之而来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做出了准备。

  一、整党整风运动与领导班子调整

  (一)开展整党整风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了1977年的工作任务,决定在全国开展整党整风运动。随后,省、市委相继开会作出部署。

  同全国、全省、全市一样,槐荫区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虽然全区党建工作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能够经受住考验,但由于“四人帮”随意篡改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路线,践踏党的组织原则,败坏党的优良作风,对各级党组织干扰影响很大。特别是“四人帮”及其山东、济南的帮派骨干,在槐荫区各级领导班子中安插亲信,与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干部相对立,以致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他们有的存在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的热衷于拉山头、讲派性、搞分裂,组织纪律性淡薄。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思想腐蚀很大,对加强党的团结、纪律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危害很深,对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传统破坏严重。

  1977年4月11日至18日,区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继续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加快经济生产做出部署。同时指出:“党中央提出,今年下半年全党开展整党整风,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是非常适时、完全必要的。”会议提出:要充分利用“三会一课”,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从4月下旬开始,要以党课的形式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努力做到边斗边学边改。要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为全面开展整党整风做好准备。要通过揭批“四人帮”斗争和整党整风,整顿加强领导班子,纯洁干部队伍,从组织上巩固运动成果,把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同“四人帮”斗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志,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要搞好老、中、青三结合,注意培养和选拔中、青干部;领导班子成员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要主动认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

  9月9日,市委发出《关于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的意见》。决定从10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分期分批逐步开展整党整风运动。9月11日,槐荫区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班总结会议,对整党整风提出要求:要搞好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把新党章分为若干专题,采取上党课形式,对广大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落实好关于基层组织的六条基本任务和党员的八条要求。要把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在整顿企业的同时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使各级党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指挥部。按照党的十一大要求,从五个方面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区委常委和机关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经常深入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积极参加劳动,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要减少会议,使基层领导同志有更多的时间抓好本单位的工作。随后,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全区各级党组织分期分批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

  整党整风运动从1977年10月开始,到1979年年底基本结束。运动分三批、按照四个步骤进行:即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深入进行思想发动;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集中搞好思想教育;领导班子开门整风,党员“斗私批修”,群众评论党员,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组织整顿和建设,改造党的组织,搞好“吐故纳新”工作。主要以新党章为标准,以整顿和建设好领导班子为重点,以揭批“四人帮”斗争为纲,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和党的优良传统、党规党法等教育,解决了党组织内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

  (二)领导班子调整与基层组织整顿

  揭批“四人帮”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曾对各级领导班子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提出过批评。但由于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存在不足,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因而影响了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为此,市委常委研究决定,立即停止常山林、马传香、张庭藻等人的工作,要求他们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亲信在山东、济南的罪行,彻底检查交代自身问题。随后又提出,对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重点单位的领导班子,各分管单位和部门要进行调查分析,按照不同情况提出解决意见。

  按照省、市委要求,区委决定立即停止黄家昌等人的工作,并多次召开全区性批判大会,对“四人帮”及其在山东、在济南、在槐荫的帮派骨干和亲信进行大揭发大控诉大批判。随后,又对全区基层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查分析。1977年12月5日,区委召开全区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会议指出,全区基层单位领导班子大体分为四种:一是领导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运动前列,领导有力,能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带头控诉,带头讲清楚问题;二是思想还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完全解脱出来,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思想落后于形势和群众;三是由于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工作缩手缩脚,领导运动不力;四是个别干部曾参与帮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过山头,犯有严重错误,没有讲清楚问题。会议同时提出,凡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参与山头活动的问题,还没有讲清的要及早向党组织讲清楚,决不能马马虎虎。对于讲清楚问题、有了明确态度、积极领导开展运动的,要予以鼓励和支持;没有讲清楚或没有完全讲清楚的,必须既是向党组织讲清,争取主动。不属于帮派问题,而是因为“软、散、懒”影响革命和生产的,有的要充实,有的要调整。会议同时决定:公社医院、电焊机厂等部分基层单位负责人,一面下放劳动,一面讲清问题。1978年,围绕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做好思想工作、搞好整顿的基础上,坚持党委一元化领导,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分别实行党委、总支、支部领导下的厂长、校长、经理等分工负责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发扬民主作风,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搞好机关革命化建设,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及吃吃喝喝、请客送礼、假公济私等资产阶级腐朽作风。

  遵照省委关于解决济南问题的指示,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了受“四人帮”影响所犯错误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肃清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端正了思想路线。1978年2月,经省委研究决定,对济南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8月10日,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合并、调整市委市革委有关机构的通知》,对33个机构进行撤销、合并、调整。同时,为发展生产和促进城市管理,济南市还对行政区划、县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对工业管理进行了改组和调整。

  1978年5月,槐荫区人民检察院恢复设立。

  1978年9月,济南市调整区划,将原英雄山公社所属北辛大队和南辛大队,分别划归槐荫区道德街街道办事处和营市街街道办事处管理。

  11月22日,经市委研究报经省委批准,原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宋协聚调往市经委工作,张青任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

  与此同时,槐荫区还相继召开了团代会和妇代会,群团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槐荫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1978年初,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加强政权建设,调动积极因素发展国民经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5月17日至20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经过精心筹备,槐荫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会代表共计431人,是槐荫区历届人大规模最大、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革委和区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34名委员组成的槐荫区革命委员会。宋协聚当选本届区革委主任,萧军、萧积丰、曹守恭、谭宝麟、曲明(女)、崔荣山、王道远、姜福友当选区革委副主任;张植茂当选区人民法院院长,孙立厚当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提出,全区人民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卫生、文体等项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会议由于继续坚持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党的十一大会议的路线,过高地肯定了区革委成立11年来取得的成绩,对各项事业发展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催生了经济发展的冒进。

  二、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清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问题成为当时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平反工作通知,由于平反范围被限定为“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使刚刚起步的平反工作受到了严重束缚和极大限制。1977年10月7日、11月2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重申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这些文章的发表,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舆论准备。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分头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会议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问题: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随后,中央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对“三类案件”、错划右派、历史遗留下的冤假错案等予以平反。

  1978年5月5日,槐荫区召开区委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委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件精神,提出贯彻意见:(一)建立工作机构,抽调20名机关干部,负责搞好处理历史积案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二)实行干部分口管理,按照轻重缓急配齐各级领导班子。(三)历史积案要复议,上半年解决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审干遗留问题,下半年处理好历史积案,安排好老干部工作生活问题。此后,全区在做好清理清查工作的同时,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着手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和历史遗留下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到1979年下半年,全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678件恶毒攻击案件、其他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对定性不准、判刑过重和不应判刑的重新作出判决,共改正221件,占案件总数的36%。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54件审干、违纪案件进行复议,其中全错全纠的75起,占总数的48.7%;部分错部分纠的30起,占19.6%,不错不纠的49起,占31.8%。“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类申诉案件共复议276件,其中改正163件,维持原结论的113件。对全区66名原划右派,经过复议改正64人,占97%;对不予改正的2名右派,也进行了复查改正。同时,对冤假错案涉及人员落实了政策,妥善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属子女等问题。随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还对反右整风补课案件、错划错定“四类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遣返疏散遗留等问题进行了纠正。认真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以及对原工商业者、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的政策。加强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对451件有关冤假错案、历史申诉、遣返疏散和精简下放等信访案件作出了妥善处理。此外,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对区管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安排,对退、离休老干部作了适当安置。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促进了组织路线上的肃清极“左”流毒和拨乱反正,恢复、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巩固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党的各项社会事业方针政策的逐步落实

  “文化大革命”是从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开始的。在这十年内乱期间,槐荫区与全国各地一样,教育科学文化战线上的许多干部职工被无端扣上“三反分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严重批判和斗争。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陷入瘫痪,党组织活动被取消,学校被迫停课,工作秩序被打乱,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成为“重灾区”。在这些领域拨乱反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承担起主管教育和科学的重任,并立即着手科学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在随后的工作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提出了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不久,中央恢复了高考制度。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讲话指出: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随后,市委先后召开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市科学和教育工作提出要求。

  1978年7月,槐荫区召开全区科学大会。来自工交、基建、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的350名优秀代表参加大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和省、市科学大会精神,讨论制定全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作了部署。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其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革命需要科学,生产需要科学。要彻底肃清“四人帮”在科技战线上的严重流毒和恶劣影响,揭批“四人帮”否定科学实验革命运动、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罪行。会议提出,要迅速开展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把全区办成一个大学校,努力提高全区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实行专业队伍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大搞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1980年前,建起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先进技术推广队;发挥好科技电影队作用,开展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与宣传。各单位要根据职工人数,建立科学技术组室和配备专职技术人员,开办技术训练班、技术讲座,组织技术练兵、技术交流、技术表演等活动,推进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会议同时指出,要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抓好小学教育,办好重点学校。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抓好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中心环节,从小学认真抓起,切实打好基础。提高教育质量,关键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教师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要注意从在职职工中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学的专业,达到大学毕业程度的,都可以推荐参加该专业的大学毕业考试,使之能用其所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心思治,民心思治,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恢复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高潮。虽然由于“左”倾错误的惯性影响,各级工作指导上带有旧的痕迹,以致经济建设出现了新的冒进,呈现出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但为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和步入崭新阶段创造了条件。正因为经过这两年必然过渡时期的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经济建设才顺利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崭新阶段。

  第四节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实现伟大转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却成了一个首当其冲、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经提出便迅速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由于种种原因,槐荫区与全市、全省一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未立即开展起来。直到1979年,全区才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实质上是在指导方针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1977年4月,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随后,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及中央各部委、地方和部队负责人,纷纷表明态度,对大讨论表示支持和参与。1978年夏,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这场讨论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成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随着大讨论的不断深入,“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个凡是”和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开始被打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认识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5月13日,《大众日报》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省委主要领导并未立即表态支持。10月,省、市委领导开始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但出于各种考虑,只是作了一些一般性部署,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11月16日,区委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座谈会,对大讨论进行部署。此后一段时间,全区采取举办学习班等形式,先后轮训干部446人,组织宣传辅导247人次,培训基层骨干1740人,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受全省、全市形势的影响,槐荫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上的理解和研讨,并未从解决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这场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进而影响到了全区的思想解放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9年7月到8月,邓小平来到山东视察工作。期间,他在青岛等地发表重要讲话,重点论述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端正思想路线及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重大意义。并指出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山东没有解决好,要好好解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进行补课。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对于山东各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1979年8月中旬,济南市委连续召开常委会和常务扩大会议,认真学习邓小平在山东视察时的重要讲话,部署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8月28日,槐荫区委召开机关各部门和基层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全面安排各项工作。会以指出:要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继续搞好生活服务事业,坚决把街道生产搞上去。9月12日,槐荫区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全区上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重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真抓好这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同时层层培训骨干,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此后,槐荫与全市一样,终于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热潮。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逐步走出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阴影,摆脱了精神枷锁的束缚,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增补了中央领导成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全会提出了要对权力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并制定了加快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槐荫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之路。

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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